我國提出“ 一帶一路”（ 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構想后，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國內輿論一般也認為這一構想順應了地區發展的趨勢，前景光明。但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事實是: 亞歐大陸的中間地帶在較長時間內都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洼地。這對于中國來說，既是機遇，同樣也意味著挑戰。

一、“ 一帶一路”構想的內涵

總體上說，中國提出的“ 一帶一路”構想是具備充分的實踐基礎的。改革開放37 年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1978 年到2012 年我國GDP增長了142 倍、進出口額增長了187 倍、財政收入增長了103 倍、外匯儲備增長了近2 萬倍①。

到2013 年， 中國經濟總量已經穩居全球第二②，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全球第一③，對外投資額全球第三④，外匯儲備全球第一⑤。取得這些輝煌成績主要是基于我國幾代領導人對世情國情的準確判斷與把握，通過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對外開放政策，積極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果。

2014 年，中國的國情和世界的經濟格局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對中國而言，30 多年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維系，國家正處在轉型的關鍵時期。從對外開放的角度，融入世界的內涵已經遠遠超越了引進外資和出口商品的范疇。中國的企業需要走出國門，參與世界范圍內的競爭與合作，為此我們需要新的對外開放的領域與方向。

傳統上，中國的主要對外開放與合作的伙伴是美、日、歐盟、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港澳臺地區，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往來已經處在一個非常大的基數上。另一方面，2008 年的金融危機同樣對這些國家造成嚴重的沖擊，這些國家也面臨發展的困境。因此對這些國家進一步開放的潛力有限⑥。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 經濟增長最具潛力的地區，往往是最不發達的地區。亞歐大陸的中間地帶就是世界經濟最不發達的地區之一。盡管這一地區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經濟表現卻一直不穩定。特別是基礎設施的匱乏，使得這一地區難以把自身的優勢充分發揮。而這一地區恰好與我國的西部地區接壤。中國經濟的未來在于西部地區的開發，西部地區開發的關鍵是對外開放，而西部對外開放首先面對的就是亞歐大陸的中間地帶。因而，這個方向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選擇。近年來，中國與俄羅斯、印度、沙特、伊朗、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等非傳統貿易伙伴國的貿易額迅速增長，且發展的潛力巨大。2013 年，中國成為俄羅斯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⑦。中國是哈薩克斯坦的第一大貿易伙伴， 為哈薩克斯坦第二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⑧。2013 年，中國與土耳其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283.2 億美元，增長17.4%，中國成為土耳其第二大進口來源地⑨。這幾個國家與日本、德國等傳統貿易伙伴相比，貿易總額小、貿易不平衡的現象較為嚴重⑩， 盡管也同樣面臨著貿易衰退的現象，但是進一步展開合作的潛力巨大。因此，提出“ 一帶一路”構想，實際上體現了我國新一屆領導人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對外開放的宏觀戰略把握。

從國際經濟格局的角度來看， 過去的30 多年是全球化高速發展的歷史時期，各國的相互依賴空前深化。2008 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充分表明，全球經濟各個環節中產生的任何一個問題都可能釀成全球性的傷害。參與全球化的國家，不僅意味著享受世界經濟增長的好處， 也意味著對其他國家負有責任和義務。這不僅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結果，也與各國自身的安全與發展息息相關。中國在過去37 年中，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車，取得了輝煌的經濟成就。今天，也是中國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特別是與鄰邦共同分享中國經濟增長好處的時刻， 這是一個新崛起的世界大國必須要承擔的責任。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區域分布來看，在全球化進程中， 亞非拉第三世界的新興大國的經濟表現搶眼， 但是大多數中小國家仍然難以擺脫貧困狀態，即便有所增長，仍然表現得十分不穩定。特別是在亞歐大陸的中間地帶。這個區域的兩端是世界經濟增長最活躍的兩極：歐盟與環太平洋經濟帶。而兩極的中間，卻形成了塌陷。與經濟增長乏力相伴而生的是這一地區的政局不穩、恐怖主義滋生并向全球蔓延，成為危害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威脅。而我國自身也是國際恐怖主義盛行的主要受害者。因此，落實“ 一帶一路”構想，其意義不僅是為了國家經濟的進一步增長，也是中國為世界和平與安全作出的貢獻。

以上對“ 一帶一路”構想提出的時空背景的梳理， 實際上也揭示了這一構想的內涵：“ 一帶一路”是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戰略規劃， 中國將通過與“ 一帶一路”上的有關國家展開密切的經貿合作，通過交通和通信互聯互通、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雙邊和多邊建立自由貿易區， 擴大經貿和人文溝通，搭建跨地區的國際合作大平臺來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并為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商機提供指引。“ 一帶一路”構想在國內沒有起點，在境外沒有終點，“ 帶”和“ 路”有多條，沒有邊緣，這一戰略構想將秉持開放包容精神，繼承古絲綢之路開放傳統，吸納東亞國家開放的區域主義，不會搞封閉、固定、排外的機制。這將是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貢獻。“ 一帶一路”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海陸經濟大走廊，是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而提出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偉大戰略。這不僅是“ 中國夢”，也是“ 人類夢”。

二、“ 一帶一路”面臨的潛在障礙

“ 一帶一路”的建設，到底有哪些困難與障礙？

正是帶著這個問題，一年多來課題組在中亞、南亞、東南亞、非洲、中東歐、歐盟等地進行了實地考察，同時對國內沿海、沿邊主要口岸城市和產業基地也作了全面考察，本文把“ 一帶一路”可能遇到的障礙初步進行歸納，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種：

（ 一） 地區國家充滿疑慮習近平在論述“ 一帶一路”構想的時候，特別強調了“ 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中國與有關國家需要夯實國家關系的民間基礎，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對話， 加強各國人民特別是基層民眾的友好往來，增進相互了解和傳統友誼輥輯訛。與基礎設施建設相比，“ 民心相通”看起來緊迫性相對弱些，而實際上其難度可能遠遠超過道路建設等有形的障礙。

在現實中，多數國家是充滿矛盾的心態看待中國的開放。總體上，他們期待并肯定中國的擴大開放。一方面，這些國家希望得到更多中國的資金、技術、無償援助等，希望能將本國的產品出口到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中；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又擔心顧慮本國的進一步開放會造成對中國的更大依賴。我國經濟總量位居全球第二，體量之龐大，資源消耗之巨大，發展速度之快，讓許多國家在親近中摻雜著畏懼和擔憂。東盟國家對中國“ 海上新絲路”計劃、中亞國家與俄羅斯對“ 絲綢之路經濟帶”規劃、非洲國家對中國資源政策，都存在不同的疑慮、擔心和質疑聲。西方國家的輿論不遺余力地炒作“ 中國威脅論”加劇了我們推進開放戰略的難度。

實際上，我們在國際傳播上，也是一直處在不利的地位上。歷史上，由于中美、中蘇交惡，這一地區民眾對中國人民的印象受到在美蘇冷戰時期宣傳的很大影響。

而僅靠“ 一帶一路”的單純利益置換可能無法達到一些國家的期待。從中國自貿區自身發展的情況來看，在我國已簽署12 個自貿協定中，伙伴國多為發展中國家。受其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市場需求能力等因素的影響， 這些國家在開放的程度、合作的深度、執行的力度上常常有所保留。他們既看重中國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也擔心中國的廉價產品對本國市場和產業鏈造成一定的沖擊。我國最近提出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 東盟國家內部對此期待不同。如何在更新合作內容、擴充合作領域、提升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方面做到整體協調、具體兼顧； 如何避免在升級過程中讓一些國家感到利益不平等，機會不對等，這都是我國面臨的現實難題。

從我國提出“ 一帶一路”的時機看，全球經濟剛剛走出危機的陰霾，世界經濟低速增長，發達經濟體復蘇艱難、新興市場動力不足使得全球貿易和投資深陷低谷。部分國家在應對這一問題時又開始狹隘地采取一些不利于雙方擴大經貿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政策。各種形式的國家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直接影響到我國進一步擴大開放所需的外部環境。

因此，到目前為止，“ 一帶一路”的溝通是“ 政易經難”“ 上易下難”。我們不可以想當然地認為“ 一帶一路”戰略既然“ 己所欲”，便可簡單“ 施于人”。習近平提出“ 民心相通”的問題，恰恰是看到了地區國家與民眾對我國的種種疑慮。而如何打破這種疑慮，與有形的政治交往和經貿合作相比，我們推動的力度與廣度是遠遠不夠的。“ 一帶一路”如何將分享的理念貫穿于對外經濟交往過程中，讓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更多地惠及他國， 需要更加注重換位思考，運用恰當合理的語境去談合作、談共贏。未來，我們要下大力氣還原“ 絲綢之路”真實歷史，傳播“ 一帶一路”的和平本質，傳播我國所倡導的正確義利觀。

（ 二） 大國暗中掣肘

“ 一帶一路”途經的地區是世界自然資源的主要產區，也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性，因此，這些地區歷來是世界大國爭奪的戰略要沖。復雜的宗教與民族沖突，動蕩不安的地區局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國在這一地區的激烈爭奪。涉足這一地區的既有地區大國，如俄羅斯與印度，也有區域外的大國，如美國、日本、歐盟等。這些國家或多或少都有自己地區開發的構想。例如，美國有“ 新絲綢之路”戰略，他們意圖以阿富汗為中心，把中亞和南亞連接起來輥輰訛。日本提出了“ 新絲綢之路外交”，希望在這一地區抗衡中國和俄羅斯的影響輥輱訛。歐盟提出了《歐盟與中亞：新伙伴關系戰略》要求積極介入中亞事務，通過重塑中亞國家的發展方向來實現“ 一個更加安全世界里的歐洲”的整體目標輥輲訛。俄羅斯和印度更是分別把中亞和印度洋視作自己傳統的勢力范圍， 對任何外來國家都充滿了天然的疑慮與抗拒。

從與主要發達國家的合作看，當今世界諸大國都是“ 一帶一路”利益攸關的國家。對中國的“ 一帶一路”倡議，外部沒有明顯的公開反對者。倒是各國媒體紛紛道出本國的心聲：美國媒體稱，“ 中國用兩條絲綢之路還擊華盛頓”， 認為中國的目的不過是將中國與西方連接起來并確保能源供給安全———一條在海上，另一條在陸上輥輳訛。日本媒體則認為，中國此舉是在西面、西南以及南面擴張影響力輥輴訛。俄羅斯之聲廣播電臺把中國在絲綢之路上的投資稱作“ 誘餌”，本質上是為了擺脫“ 美元之深淵”輥輵訛。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在其他國家紛紛表態愿意與中國就“ 一帶一路”展開合作的情況下，印度政府甚至不愿意做出一個公開的友好姿態輥輶訛。這些表態讓我們看到，各國在對外“ 一帶一路”問題上，實際上各有所圖。發展中國家大多積極期待分享外國投資的甜頭。中亞國家擔心中國擴張，俄羅斯擔心與其歐亞聯盟競爭， 印度擔心在印度洋打破其地主優勢；美國擔心其貿易優勢下降。所以這些國家口頭不反對，但不積極配合。我國在“ 一帶一路”謀求區域貿易合作的過程中不得不應對某些國家的圍堵和分化。如果沒有協調各個利益相關方的立場，他們的攪局能力不可不察。

“ 一帶一路”是一個國際合作的方略，這一計劃的最終落實不僅需要地區國家的通力合作，更需要外部國家，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的積極參與。

（ 三） 內部步調不統一

與國際上的冷落相比，“ 一帶一路”在國內卻是掀起了一陣接一陣的熱潮。據不完全統計，國內已有不少于30 個城市宣布自己為“ 一帶一路” 的起點，“ 核心區”“ 橋頭堡”“ 樞紐”“ 黃金段”“ 自貿區”等概念紛紛出籠。各省都希望爭取政策、抓資源、占先機， 為其帶來發展新機遇和增長新動力輥輷訛。而跨地域、跨部門的全國“ 一帶一路”協調機構尚未明確。

這對于“ 一帶一路”規劃的整體推進不能說是一個好消息。目前看來，內部步調協調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國家層面的跨部門協調力度不夠。跨部門的協調與合作是國家對外戰略有效貫徹的重要一環。國家開放戰略立足長遠、兼顧當前，需要有關各個部門吃透精神、領會方針、切實貫徹、有效協調。在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擴大開放的過程中，各部門對一些戰略新提法、新思路、新內容期待不同，解讀不同。政府跨部門協調合作的困難現實存在。值得指出的是，在已經建成的部際聯席會議上，無論從討論議題的范圍還是舉辦會議的次數，實際并沒有發揮出這一機制當時設計時的預期效果。例如，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提高了西部各省區對擴大開放的積極性。各省都希望爭取政策、搶抓資源、占得先機、先行先試，為其帶來發展新機遇和增長新動力。但在國家層面、部委層面則需要加大引導、統籌、協調的力度。在地方條件成熟時，政策宜相應寬松些，在地方條件不成熟時，政策相應收緊，以防止地方過熱期待、過度宣傳。

其次，協調機制亟須明確。在對外經貿合作的過程中，企業“ 走出去”，項目、技術、服務“ 引進來”涉及各部門利益， 在實施過程中往往多道門檻，層層審批。國家推進政府職能轉變關鍵在于如何有效地簡政放權，而權力下放的過程便是要求加強省部協調、部際協調，部內協調的過程。在當前中央力行簡政放權地大背景下，在各級層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尚未全面落實時，簡政放權勢必觸動一些部門的整體利益， 勢必改變各部門深層次的利益格局，因此在實際貫徹推動時會遇到巨大的阻力。與此同時，當涉及國家一些新的重大戰略部署時，如果國家層面上沒有直接做出協調和具體部署， 部委間、省部間在爭取政策資源、牽頭主導權時常會出現彼此競爭，缺乏互補性支援，協調貫徹起來也著實存在一定難度。基于這些原因，當前我國省部合作形式有待創新，部際協調成本有待降低，部內協調機制有待暢通。

最后，內部協調的問題不僅存在于政府部門之間，也存在于政府與非政府部門之間。非政府跨部門協調合作的困難是現實存在的。不僅是中國，世界各國都存在貿易部門與生產部門，消費者與生產者，非國有經濟體與國有經濟體等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與沖突。而生產部門和國有經濟體在輿論上似乎更代表“ 國家利益”和“ 民族經濟”。

以上的問題如果不解決，最終可能在國家對外談判的過程中爆發出來。在經貿談判的過程中，基于互惠互讓原則下中國的讓利有時需要政策新空間，有待各部門給予積極配合。當部門利益協調不暢，討價還價、相互掣肘時，無形增加了我國經貿談判的合作阻力和合作效率。

（ 四） 中國企業的參與能力堪憂

前文的分析中明確，“ 一帶一路”構想首先是一個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盡管它具有政治與安全的價值，但與任何經濟發展戰略一樣，其推進的主體始終應該是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講，“ 一帶一路”應該是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政府通過對外合作與投資，建設基礎設施，最終的目標還是為了企業“ 走出去”，承擔起繼續建設絲綢之路的重任。

“ 一帶一路”對中國企業而言需要加快“ 走出去”步伐，增強國際化經營能力，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一次戰略發展機遇。目前中國企業在海外“ 站住容易站穩難”，主要困難在于：暫時沒有形成明確的國際價值共識，對貿易自由化規則缺乏深入了解。金融危機以來，貿易摩擦呈現出常態化、復雜化的趨勢。中國企業治理制度與“ 一帶一路”多數國家最容易誘發沖突的是環境和社會責任問題。被抵制甚至驅趕的主要原因是所謂“ 污染”“ 人權”等問題。制度建設的國際化本來就是中國企業的一大短板， 而許多企業沒有問清規則就踏上了“ 一帶一路”，結果是，簽約容易獲益難，且訴訟難、撤資難。

這充分暴露了我國企業不善于挖掘實惠，不巧于拓展商機，結果只會讓對方在換取開放時更多地享受政策的果實，導致“ 相互栽樹，一方乘涼”的結果。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企業對于“ 一帶一路”可能理解不同。改革開放37 年，中國“ 引進來”所積累的經驗要遠遠大于“ 走出去”。我們的企業在代產加工、合資經營、技術合作以及共同開拓國內市場上經驗豐富、獲益頗豐，而在“ 走出去”參與國際化競爭、拓展海外市場資源方面并非一帆風順， 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交了高額的學費。金融危機過后，面對復雜的世界經濟形勢，一些企業對于“ 一帶一路”的期待發生了轉變，企業更多關注的是產品出口和資源進口，對于“ 走出去”投資建廠、塑造全球品牌、提供無國界售后服務等方面，其熱情和積極性不高。

第二，中國企業“ 走出去”的制約因素并非主要受到對方國家開放程度的影響。被譽為“ 世界工廠”的中國面對國內人力資源成本的不斷攀升，中國制造業企業另辟生產加工地的意愿明顯加強。然而在可供產業轉移的投資對象國里， 大多數國家在配套設施保障、原材料供應、物流承載力等方面發展不足，中國這一輪的產業轉移優勢，很難達到二戰后世界經歷的三輪產業轉移時的效果。中國不得不面對正在快速拉升的東南亞勞動力成本，不得不面對非洲地區有限的基礎設施環境和相對薄弱的承接能力，不得不面對南美嚴格的勞工法和環保高要求等客觀難題。

第三，我國企業在一些領域缺乏“ 走出去”的核心競爭力，市場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升。在缺乏國際品牌以及核心技術和產品的情況下，中國一些企業寄希望于通過兼并、收購的方式來獲得技術與市場。然而，一些企業自身缺乏規范性經營和國際化運作所需人才，其規避風險的能力較差，爭端解決的經驗不足， 整合國外各方資源的能力也十分有限，盲目“ 走出去”，其成功的幾率非常小。此外，企業在一些特定領域沒能形成抱團出海的方式參與海外投資與經營，內耗的情況時有發生，更是加大了失敗的可能性。

最后， 還有一點值得重視的是企業的文化、經營理念這些“ 軟實力”需要加快與世界接軌，有些“ 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將國內經營的陋習、不正當競爭手段直接移植到國外，造成了投資對象國人民的不安、擔心和質疑，甚至夾雜著仇恨心理。

此外，我國企業經營的相關法規、制度設計也還存在不少限制。如在審批、透明度、融資體系等方面有待進一步完善。政策上存在不太配套的地方，有待進一步調整， 執行層面上存在不靈活的現象，有待進一步轉變，這些都是影響企業“ 走出去”不可忽略的因素。

（ 五） 潛在的高昂運營成本

當然，企業的“ 戲”唱得好不好，除了取決于自身能力外，也與政府“ 臺”搭得好不好有密切關系。

基礎設施的建設與運行必須是政府的責任，而在這個問題上，目前看來，潛在的困難也不小。

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是“ 一帶一路”走向實際運營的先導。基礎設施建設得好，則沿線地區能夠發揮后發優勢，經濟建設取得長足的進展，基礎設施構建不利，則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浪費，并且拖累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投入主要是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基礎設施一般具有投資大、周期長、回報率低的特點。因此，雖然它可能帶來較大的社會效益，但其建設與運營對一般的企業而言，既缺少承受的能力又缺少推動的動力， 即便要引入民間資金參與，也要由政府給出足夠的補貼。另外，基建投資往往會在較短時間內產生很大債務負擔，這也理應由政府來承擔。政府如果沒有承擔起這些責任，而僅寄希望于民間，那將極不利于計劃的推進。

“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在港口設施，但基礎設施遠非一般企業可以輕易承受，而商業銀行一般不容易承擔風險，較難的路段就會成為長久的“ 瓶頸”。通關、理貨、索賠、清關，令不少中國企業叫苦不迭，至今獲利于投資“ 一帶一路”之中國企業，比例不高。

與政治不穩定帶來的投資風險相比，以上的這些困難不足為奇。例如，斯里蘭卡是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中國交通建設集團與斯里蘭卡港務局合作開發的科倫坡港口城是我國投入“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建設的一個標志性工程。

2014 年習近平主席訪問斯里蘭卡期間，曾與時任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一道為港口城奠基揭幕。然而，轉折出現在2015 年初，在1 月8 日舉行的總統選舉中，反對黨共同候選人西里塞納獲勝。新總統一反前任的姿態，威脅取消港口城項目。即便這個項目是斯里蘭卡迄今為止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建成后，可供約27 萬人居住生活，同時將創造超過8.3 萬個就業機會輦輮訛，但斯里蘭卡方仍籍由環境問題，要求擱置項目進行重新評估。類似的個案也出現在“ 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中吉烏鐵路，2013 年12 月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坦巴耶夫表示：應坦率承認“ 中吉烏鐵路項目”對北京和塔什干而言更有用，卻不能解決吉的任何問題輦輯訛， 而吉爾吉斯斯坦國內的反對派更是認為：中國可能借助鐵路投資換取吉的銀、鋁、銅、煤等礦產資源的開采權輦輰訛。因此要堅決地予以反對。

如果說上述基于國家政治不穩定而造成的投資風險尚可通過外交途徑來化解， 那么恐怖主義的威脅則更加具有不可預測性與難以補救的特點。“ 一帶一路”的沿線，長期是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滋生地，區域內的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掀起的反恐戰火至今愈演愈烈，經濟發展、基礎設施投資何時能列入這些國家的發展日程， 至今還是個未知數。以ISIS為代表的新型恐怖主義組織興起，國際社會至今應對乏力， 反恐戰爭極有可能在區域內國家蔓延。一旦出現恐怖主義勢頭，不但財產投入血本無歸，生命安全可能難以保障。隨著“ 一帶一路” 建設的全面鋪開， 我國與地區內恐怖組織、極端勢力的碰撞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基礎設施建設與開發的成本， 可能遠遠超過單純的經濟角度的考慮。未來， 這個環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或許將是制約“ 一帶一路”構想推進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突破困局的方略

“ 一帶一路”雖然在今后的發展中會遇到各種挑戰和困難，但決不能因此喪失信心，畏難后退。在中國現代化事業中，我們在“ 一帶一路”上沒有退路。

（ 一） 明確指導思想

我國宜以正確的“ 義利觀”為指導，大膽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樹立大國思維，充分利用游戲的規則，敢于“ 先提、先試、先讓”國際經濟貿易新規則。

“ 一帶一路”也是以資源換資源，以優勢換優勢，以及不同經濟稟賦的相互彌補的戰略。作為經濟大國，要立足長遠，不可把“ 換”字狹隘地理解為“ 一換一”“ 半斤換八兩”， 有時要以時間換空間、近期換長期、以經濟開放換（ 倒逼） 政治改革等大格局觀念，謀求更大、更廣、更深的互利共贏新局面。

“ 一帶一路”落實到政策層面就是：實現新一輪關稅的進一步下調； 投資領域的進一步放寬限制；服務貿易產業領域的擴大開放；透明度的進一步增加；爭端解決的高度法制化；廣泛建立雙邊和多邊自貿區等。

“ 一帶一路”的核心目標是要實現以自身的開放換取其他經貿伙伴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雙向投資等領域對我開放，以積極主動的策略調整營造有利的對外開放格局和有利于自身發展的靈活空間；通過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有利形勢，打造我國經濟升級版，提升我國制造業整體水平，促進中國商品與服務參與國際競爭，高水平實現我國“ 引進來”和“ 走出去”發展戰略，并在此基礎上樹立我國在對外合作中所踐行互利共贏的”義利觀”。

“ 一帶一路”策略基于跨越式發展理論的指導下，積極主動地轉變發展思路、勇于政策創新。在充分認識自身實力的基礎上，更加主動、更加自信、更加明確地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更多的外部資源，更深層次的技術合作，更先進的管理理念。

中國需要世界，世界更離不開中國。等著對方放開限制、放開市場、放開技術，不如主動用中國開放換取對方開放；要求中國開放市場、開放資源、開放投資，何不通過協商談判、各取所需、有給有予，通過“ 一帶一路”的思路來實現資源共享和互利共贏。

所以，在開放領域實現跨越發展可簡單濃縮成一個“ 換”字，這個字蘊含著思路上的主動突破、行動上的大膽創新，可成為理論運用到實踐的又一次成功嘗試。

大國思維、樹立正確義利觀是指導我國擴大放的指導方針。我國仍處于大有作為的發展戰略機遇期，這就意味著我國經貿談判要“ 立足長遠，兼顧當前”，通過“ 一帶一路”的方式換取中國所需的市場、資源，以及公平、公正的貿易規則。

合理的規則是保證各國按游戲規則游戲、按貿易規則貿易的前提。中國與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組織簽訂一個協定就意味著在制造新的規則。中國入世談判的過程就是接受規則、利用規則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中國以談判方式獲得制定新貿易規則權力的過程。

合理的國際貿易規則中國要堅定地維護， 修改和制定新的國際貿易規則時中國要積極參與。規則的制定者才是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例如在新一輪國際貿易核算方法規則制定上，中國應繼續積極參與、努力推動，使國際貿易評估方法更趨合理，使其客觀準確地反映國際貿易實際情況。在國際組織上中國也要爭取更多的、更高級別的中國席位，以此加強在規則議題上的中國聲音。歐美國家享受著多年的規則紅利， 中國應繼續聯合新興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關稅減讓、農產品補貼、發達國家強競爭力的一般制成品出口補貼等問題上推進新規則的制定。

（ 二） 優化戰略布局

在戰略布局上，我們應該：爭取雙邊突破，多邊開花，周邊首要，由近及遠，錯位競爭，成熟一個，發展一個。為此，不妨將“ 一帶一路”合作發展理念和倡議轉化為更多的談判議題，“ 一國一策”地加緊頂層設計，盡早落實合作、落地項目。可將現在進行的談判協議進行延伸， 對已經有的合作協議進行升級。借助雙邊管道、區域合作平臺就具體議題展開聯合談判，就某一領域進行一攬子合作協商。中國可本著成熟一項推進一項， 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給予“ 絲路國家”一定的照顧，旨在提高其國家經濟自身塑造能力。

中國“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復興自古就有的中外和平外交和自由貿易的海上經濟外交之路，而且是中國承擔世界海洋環境保護責任、維護海洋航行與貿易自由、促進海洋國際合作的大國海洋經濟戰略。中國不急于加快處理近海島水之爭，可視條件成熟時促進與周邊國家全面共同開發。在通道的互聯互通，航路港口基礎設施建設上中國可積極推動合作談判，深挖與海上“ 絲綢之路”國家就產品研發、加工、物流的中心城市和節點城市建設的合作，在造船工業、聯航聯運、中轉港口、國際海洋物流通道建設上展開多渠道合作。發揮我國沿海省市在“ 陸、海、空、網”一體化合作談判的參與性和主動性，突出其跳板作用和橋梁作用。此外在基礎產業合作上，我國應該與“ 絲路”國家爭取幾個亮點。

首先，“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突破應反映在通道建設上。加快涉及公路鐵路建設、運輸線基礎設施建設、過境運輸能力配套投資建設、邊境貨物中轉站建設等議題的具體合作談判。在中吉烏鐵路問題上中國仍可持積極推進態度，可將其作為上海合作組織《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協定》生效后中國重點推進議題。考慮多重因素，如必要可重啟談判，中國在政策、資金、貸款等方面可給予更大支持。在泛亞鐵路融資問題上，中國可積極配合沿線國家就亞行、世界貸款問題進行協商，也可就中國在援助、貸款的合作形式上，以及利益置換的具體細節上進行靈活談判。

其次，突破要反映在貿易投資便利化上。積極推動中烏自貿區談判的啟動，涉及沿邊重點口岸可給予特殊政策，配合“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可重點打造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發揮其示范支點作用，可率先在中哈電子商務領域合作尋求實質性進展，加快信息化通道互聯互通、制度政策互聯互通、產業互補對接互聯互通的相關議題談判。

此外，要激發省際聯動共同參與“ 絲路”國家進行多層次的合作談判，實現優勢對接、優勢互補。

再次，突破要反映在貨幣金融合作上。中國可積極提出進一步加強在本幣結算和沿線貨幣互換上的金融合作談判，構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開發性金融機構，早日建成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

最后，突破要反映在人員往來便利化上。可具體國家具體協商就短期免簽從目前的單向實施改為雙向實施，以及在邊民互市雙向開放的議題上進行協商談判。爭取有關國家在政策和法律上給予積極支持，并且中國愿意在涉及跨境合作的法律適應問題上給予配合。

（ 三） 開展積極的經濟外交

“ 一帶一路”策略必然要面臨來自我國向西、向西南、向北戰略性開放的巨大考驗。過去的一年是我國在對外經貿交往中積極進取，主動抓話語權的一年。特別是在我國周邊外經貿布局上，中國提出了“ 孟中印緬經濟走廊”“ 中巴經濟走廊”“ 中國- 東盟自貿區升級版”“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重要經貿合作戰略構想，為我國進一步擴大內陸和沿邊開放提供了戰略支撐。在2013年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中央再次定調了周邊外交工作的重要戰略意義，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特別提出要突出體現“ 親、誠、惠、容”四字理念輦輱訛。將這一理念體現在與“ 一帶一路”上的國家進行經貿談判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要擺脫過去經濟利益至上，眼中只盯資源和市場的舊思維。要在議題合作上有共鳴，在追求經濟共同利益上有向心力。避免談判時沉浸在追求極致的談判技巧和方法上而咄咄逼人，要在合作中鞏固親近感，化解分歧時富有想象力，以鄰為善、與鄰共享，互惠互讓。

二是要坦誠相待、換位考慮，不以座上賓的姿態去談判，不以施舍者的心態去交流。讓步時顯出誠意，分歧時仍然給予對方尊重。談判時不設置規則陷阱，不暗藏威逼利誘，不裹挾政治化意圖。

三是要使“ 惠”字體現出更多內容，提升利益融合水平。如在充實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等有關內容談判時，涉及互聯互通、能源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合作上給予相關方一定的實惠。要讓中國國內改革開放最新政策紅利所外溢出的經濟效益最先惠及到周邊國家。

四是要關切對方核心利益， 理解對方現實困難，照顧對方目前所需，給予對方寬松時間。以包容的態度去想，開放的胸襟去談。存異求同，化異為同。經貿合作不因領土之爭、島水之辯而放緩推進步伐。中國要尊重對方多元利益布局、多個籃子裝蛋的務實舉措，在與其經貿交往中做到疏不間親。

在執行“ 一帶一路”規劃的外交方略時，要有盡力謀求最好的結果，同時做好最壞打算的準備。守住底線，深知敏感領域，在知識產權問題、雙邊投資協議等問題上先行先試，往前走，不能往后縮。要試著談出幾個戰略意義大于經濟意義的合作。如當初設立中哈邊境國際合作中心，以及中國新西蘭自貿區的簽署。中泰高鐵換大米項目雖然預示流產，但互惠互讓的嘗試奠定了“ 高鐵外交”的戰略意義。這種合作探索可推向中東歐國家、甚至推向南美、非洲市場，實現以技術換市場，以高附加值產品、機械制成品換資源來拓展我國海外市場新空間。

（ 四） 整合內部資源

從內部的戰略規劃上看，陸上口岸和沿海全方位開放， 國內各區域要服從中央整體全面規劃，分期推動，及時調整和改革，實現對外擴大開放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改革效應。內部資源的整合，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經濟外交是國家整體戰略，應納入經濟改革、全面治理和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總體協調，科學規劃，細膩落實。“ 一帶一路”不僅僅是國家經貿合作層面上的一種策略選擇，同時也是國家經濟外交戰略中的一次大膽嘗試。它牽扯到了國家的整體經濟安全問題，需要納入到國家經濟安全總體戰略中去考慮和平衡。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需要“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統籌協調各個部門，就特定領域開放作出統一戰略部署，就具體議題的推進給予相應的政策配套，將開放、安全、經濟政策、外交等問題綜合起來考慮，進而最終實現“ 換”的結果符合國家的發展利益。因此，“ 一帶一路”規劃在決策層面要有全國一盤棋的整體布局，做好頂層設計，由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經濟改革領導小組和中央外辦統一協調戰略規劃，由國務院及各部委局、地方政府等執行部門提出具體實施方案，統籌安排，扎實推行。

其次，促進我國企業、商會、行會在國際經貿談判中發揮出積極的中介組織作用。“ 一帶一路”的實質就是互惠互利，商會可發揮作用，平衡不同產業在談判中的利益關系， 可為政府提供貿易公共咨詢、國內外市場調研信息、產業談判相關技術支持等。商會、行會是溝通政府與企業的重要中介，要充分發揮其橋梁作用、紐帶作用，商會間的國際合作也可配合政府間經貿問題的磋商與談判。在規則的制定、標準的修改上，應廣泛聽取商會、行會的建議和意見。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簡政放權。這意味著給商會、行會留出更多的市場空間。應與其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要充分調動其積極性、發揮其主動性。

第三，調動我國企業在應對經貿糾紛談判中的參與性、積極性和建設性。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是孤立的個體行為，在遭遇不公平待遇，涉及違反雙邊有關合作協議、WTO規則時， 企業應積極尋求政府的幫助，政府相關部門也要發揮其組織能力和牽頭作用，堅定支持，使企業不逃避、不怕事，愿意主動參與到取證、調查、談判當中。相互配合、據理抗辯，才能盡最大努力挽回損失，爭取中國應得的權利和利益。而涉及單獨企業糾紛時，政府雖不便出面，但也可積極配合企業就法律咨詢、對策建議、涉外政府機構聯絡上給予支持。商務部門要定期了解重點企業運行情況和現實需求，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其轉化到實際的談判中，為企業提供更有效的保障措施，進一步促進我國構建完善的企業“ 走出去”對外投資保障體系。

第四，尋求主流媒體積極配合我國經貿談判進程報道，發揮正確引導輿論、民情的有效作用。在釋放談判意愿、傳遞讓步信號、表達中國態度等方面都可借助主流媒體發聲。“ 一帶一路”既存在力求合作共贏的一面，也存在相互博弈、互探底線的一面。

當今信息化時代使得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對輿論、輿情的影響力不斷上升， 應加強與媒體的公關合作，減少誤讀、誤判、誤報的情況發生。避免因不實報道引發輿論壓力使得中國在經貿談判中陷入被動局面。尋求與主流媒體良性互動，使其進行有側重性的報道，有建設性的評論，有選擇性地發聲。

最后，發揮相關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在經貿談判議題上，政策和規則制定上，風險和可行性評估上的智庫、智囊作用。決策機構需要與各領域專家建立良好互動關系， 通過設置前沿性課題集思廣益，調動專家學者建言獻策的積極性。相關部門可就現實所遇難題通過與專家及時會商， 廣納意見、廣謀良策，應不拘泥于機構等級、所在地域和所屬國別，可借專家就有關熱點議題向外發聲，特別是鼓勵其在外文媒體上刊登有關建議和評論。在涉及經貿談判過程中，可適當考慮啟用一些具有豐富談判經驗的專家學者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