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政治含義中的均勢策略與集體安全

均勢策略與集體安全是近代國際政治中的常用概念。

前者首創于十七世紀法國的紅衣主教黎塞留，他提倡以民族自決為原則，追求國家利益為終極目標。后經過十八世紀大英帝國的“ 均勢外交策略”，十九世紀奧地利梅特涅構建的“ 歐洲協調”機制，均勢策略在以歐洲為中心的近代國際關系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集體安全則是美國首次踏入國際舞臺時提出的一種新的國際關系框架。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策略下的國際爭端，代之以建立世界性組織國際聯盟，通過集體安全而非均勢考量下的結盟來維護世界和平。至此之后，以信仰為基礎的集體安全成為美國外交策略的主流價值觀，在小羅斯福與羅納德·里根總統任職期間尤為明顯。美國仰仗其強大的國力和對理想的自我肯定，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體系成為美國集體安全價值觀的具體體現。

歐洲式的均勢策略旨在使不斷變化的各國實力反映到國際關系中保持一種相對的勢力均衡，因此其在道德上沒有偏頗、保持中立，并根據各國經濟、軍事實力的微妙變化而進行不斷調整。集體安全否定根據實力和利益來調整國際關系，它認為國際秩序的基石在于國際法以及國與國之間的信任，而解決國際爭端應仰賴具有約束力的國際仲裁而非武力。在這樣一種觀念的指引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建立了聯合國，以討論國際事務、解決國際紛爭。不過，當今的國際社會雖然秉持著集體安全的信念，但基于均勢策略的地緣政治依然是左右國際關系的重要因素。

二、均勢策略與集體安全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表現

1、均勢策略的表現與不足

在重商主義盛行的十八、十九世紀，一國在國際貿易中表現優秀的標準在于出口大于進口、貨幣流入。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各國不僅憑借擁有某種資源的絕對優勢或者相對優勢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貿易，更重要的是設立關稅以防止國外商品的大量流入而對本國市場造成的沖擊。關稅的高低由本國能夠承受的由此帶來的報復性風險和阻止商品流入的成本來決定。其基本的思維類似于國際政治中的均勢策略：憑借在國際貿易中所占優勢的多寡或者是政治軍事實力的強弱來調節其經濟和貿易政策，以期在國際貿易體系中達到一個相對均衡狀態。這類似于亞當·斯密對于自由市場的描述：通過國際貿易市場這只“ 看不見的手”的調節，各國貿易的進出口量應該完全根據自身占據的資源所決定。因此，一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也就由此而誕生。

正如實行完全自由主義的負外部性會造成資源浪費，在各國相互試探彼此對關稅高低容忍度的過程中，國際貿易市場曾發生過嚴重的關稅傾軋；各國競相提高關稅以防止在貿易交往中受害，均勢策略下的國際貿易體系陷入混亂。最為嚴重的當屬1929 年開始的經濟危機，以提高關稅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興起。1930 年美國實行《霍利- 斯穆特關稅法》，根據這項法案，進口商品的平均稅率上升至歷史最高水平，并引發了大規模的以鄰為壑的貿易戰爭。英、法、德等國先后提高關稅，然而除英聯邦國家因實施“ 帝國優惠制”使得英國奪回世界貿易總量第一的位置外，其他國家的進出口量均大幅度的下降。均勢策略下的關稅戰使得國際貿易秩序混亂，不斷動蕩。

另外，均勢策略的不足還在于其忽略了在國際貿易體系中處于絕對或相對劣勢的經濟體的貿易需求。特別是對于前殖民地國家而言，其出口產品的單一性、對初級產品出口的高度依賴性使得其在產品貿易“ 剪刀差”存在的情況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越來越邊緣化且無力以提高關稅或是制定配額來控制或影響大宗商品的價格。

2、集體安全的嘗試與困境

正如聯合國的成立是基于需要全球層面的集體行動來支撐政治穩定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國際經濟組織是基于相信全球層面的集體行動能夠維持經濟穩定。

1944 年7 月， 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的會議奠定了二戰后的世界經濟格局，這一格局涉及平衡經濟發展、穩定金融市場以及促進國際貿易，并由此建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貿易組織以對應其職責。世界銀行原為世界復興與發展銀行，其目的在于終結貧困、共享繁榮；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偏重于通過穩定金融來達到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目的；原為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世界貿易組織旨在通過降低關稅以促進商品、貿易和服務在國家間的自由流動。從三者的目標不難看出，其成立的基礎全都仰賴于以集體行動維護經濟穩定這一理念。

就國際貿易體系來說，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背離了均勢體系下各國國際貿易地位由其自身實力來決定的先決條件，而是提倡各國無論經濟貿易實力的大小，都需要對降低關稅和促進世界貿易做出同等的努力。在均勢策略下常見的秘密協定在世界貿易組織中明令禁止，而世貿組織也明確表示對于處在貿易“ 剪刀差”下的發展中國家予以相應的支持，這都反映出在集體安全的指導下，二戰后的國際貿易體系在表面上更加注重國家間在貿易領域內的合作而非對抗的性質。另外，由于世貿組織簽署的文件具有法律效應，各國的貿易爭端也是訴諸其相應的法律條款以求得世貿組織的仲裁，因此其對于國際法律的尊重和執行也符合集體安全的核心思想。

遺憾的是，2001 年舉行的多哈回合貿易談判使得在集體安全下執行的世界貿易組織陷入了僵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發展中國家希望發達國家取消對本國的農業補貼以開放農業市場，而發達國家則希望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工業制成品和服務貿易市場。與此同時，在均勢策略下的關稅傾軋已經讓位于形式多樣的非關稅貿易壁壘，而世界貿易組織對于知識產權、技術、環境、勞工標準等問題并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也更加談不上對此的強制約束作用。這些不僅是多哈回合談判中最主要的分歧，同時也是現代國際關系中理念上的集體安全與現實中的利益沖突的一次直觀反映。經過不到一百年的發展，以集體安全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受到了傳統均勢的重大挑戰。

三、從WTO 到TPP 與TTIP在集體安全指導下的國際貿易體系

以WTO 為運行規則，但在事實上挑戰了會員國的實際利益，必然也會導致其他國家甚至倡導國美國自身的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占據世界第一，使得其他國家無法抗拒帶有強烈美國理想主義色彩的經濟體系。但是隨著冷戰格局的結束和美國經濟政治地位的相對下降，各國根據自身利益權衡而進行的貿易行為需要沖破集體安全的限制，因此雙邊或區域貿易協議（ 統稱為特惠貿易協議） 的發展速度加大。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報告，到2010年為止，幾乎每個WTO成員國均參與了PTA 談判。美國也不例外。目前其參與的已經生效的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一共有二十個，多邊自由貿易協議兩個（ 見表1） 。其中，2009 年因美國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 TPP） 和2013 年啟動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 TTIP） 受到了最為廣泛的矚目。

TPP成員國是美國最大的商品和服務出口市場。2012年美國對亞太地區出口為9420 億美元， 占當年美國出口總額的61%。其中，農場品出口額1060 億美元，占農產品出口總額的75%；服務貿易出口額2260 億美元（ 2011 年數據） ，占服務出口總額的38%。而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的中小型企業對于亞太地區出口額在2011 年就達到了2470億美元。TTIP連接的美國和歐洲的GDP占世界總額的近一半， 每年美歐的商品和服務貿易額在10000 億美元左右，相互投資額近四萬億美元，并帶來了1300 萬的就業機會。而TTIP的簽署預計將會使歐洲經濟總額增加1000 萬英鎊，美國經濟增加800 萬英鎊，而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總額估計在850 萬英鎊。可以說，美國所領導的TPP和TTIP如果順利達成， 其貿易量將會占世界貿易總量的70%以上，其新的貿易規則、適用的范圍和廣度將會對原有的國際貿易體系造成重大的挑戰。

1、TPP、TTIP 的首要目的在于提升非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作用基于一般均衡模型（ CGE） 的福利分析顯示（ 見表2） ，除了越南、秘魯等國加入TPP等產生明顯的福利效應外，TPP對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提升作用較小。即使對于倡導者美國來說， 加入TPP 也僅能拉動0.03%～0.67%的GDP增長。不過，相較于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或者維持現有的東盟貿易格局，加入TPP美國所獲得的利益將增大。

因此，美國推行TPP確實有考慮現行的亞太貿易格局對其的不利影響， 但更重要的是補充了在WTO 現行的運行規__另外，除了貨物貿易等傳統條款，TPP將貿易的技術障礙（ 第8 條） 、知識產權（ 第10 條） 、政府采購（ 第11 條） 明確寫入條款當中，并簽訂了環境合作協定和勞動合作備忘錄。這在傳統的WTO 框架下非常難以達成的貿易協定，在TPP 中是至美國加入開始就積極倡導的。鑒于TPP 的成員數相對較少、經濟規模較小、美國主導談判的色彩非常濃厚，在集體安全指導下沒能達成的貿易規則在反映美國自身訴求的TPP中將會更加容易達成。這樣既不違反集體安全指導的WTO 規則，又能獲得均勢策略下對實際利益的追求，可謂兩全其美。

2、TPP、TTIP 的重要作用在于增強經濟政策彈性、對國際貿易變化起制衡作用

在WTO 為國際貿易運行機制的前提下，TPP、TTIP以及其他自由貿易協議的簽訂會造成“ 意大利面碗現象”（ 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 ，即由于存在相互重疊的自由貿易協議， 同樣的商品可能會面臨不同的關稅稅率、原產地原則等，使得企業的交易成本上升，引發國際貿易體系的混亂。這一說法不無道理，但自由貿易協議的相互重疊會使得國家或地區在從事國際貿易時有更多的選擇權。

只要不違反世貿組織的原則性條款，多重的自由貿易協議將使得貿易在政策層面具有更大的彈性。

從相關研究來看， 雖然美國從TPP中所獲福利不多，而TTIP亦剛開始進行談判， 但其對于國際貿易體系的制衡作用較明顯。從談判內容上看，其對于知識產權、技術保護等更高標準的貿易規則的制定是對多哈貿易談判無法進展的一種反制， 平衡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合作對發達國家在貿易談判中形成的壓力。從涉及國家范圍來看，TPP、TTIP 排除了美國對于農產品最大的貿易競爭對手非洲和世界最大的貿易進出口國中國。另外，雖然TPP現在除美國外有11 個成員國，但已經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有7 個。

4 個新增國家中除新西蘭外全是亞洲國家，反映了美國在經濟貿易體系中重心向亞太東移的戰略。其中，2013 年日本的加入最具有貿易制衡的政治意義。根據日本內閣府的測算， 參加TPP并完全實行貿易自由化后，可以促進出口，使實際GDP 增加2.4~3.2 萬億日元，年增長率能提高0.48%～0.65%。但更多的研究表明， 組成中日韓自貿區對于日本的經濟效益大于日本加入TPP所能得到的。由于歷史和政治的原因使得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進展緩慢， 而日本加入TPP 則意味著繼韓國后日本也相當于與美國簽訂了自貿協議， 對中國貿易的制衡作用愈加明顯，TPP的均勢作用也由此體現。

四、總結

以美國集體安全為價值觀的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貫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歷史。為解決均勢策略下的相互爭斗， 實現政治和經濟穩定的集體安全卻帶有天生的缺陷，即為了實現集體安全而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各國放棄部分現實利益。然而，當現實利益的誘惑沖破集體安全的閥門，各國將會運用各種手段沖破現有的政治、經濟體系，而如何平衡又將會取決于國家實力的強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