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人口的跨國遷移日益頻繁，其遷移模式已打破傳統的單向模式，呈現出多元化傾向。除欠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的遷移外，如發展中國家的相互遷移、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遷移等也日益增多[1]。在中國，入境外國人的規模增長始于20 世紀90 年代，但其社會經濟活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國嚴格的移民限制[2]。作為傳統的非移民國家，中國對外國人的居留、就業等管理嚴格。如規定持居留證件的外國人未經政府主管機關允許，不得在中國就業。這些限制延緩了外國人進入中國居留的規模和速度。但截至2010 年，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在華居留三個月以上的常住外國人數量仍有60 萬之多，比10 年前增長了4 倍[3]。這說明，嚴格限制并未能阻擋外國人入境增長的趨勢。為何中國對在華外國人的居留就業限制多多，但其人口規模還是持續擴大？究其原因，一方面與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帶來的就業需求有關；另一方面族裔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族裔經濟所構建的服務體系使在華外國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族裔經濟到底解決了在華外國人的哪些問題？對中國的移民政策及移民理論構建有何啟示？這即是本文的著眼點。

現階段，在華外國人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其中以上海的外國人集聚規模最大。2010 年上海常住外國人為162481 人，占全國常住外國人總數的27%；過半數的常住外國人為外資企業工作人員及家屬，占總人口的60%（96750 人），其次為留學人員及家屬，占9%（14654 人） [4]。按國別來看，日本人以35075 人成為上海市最大的外國人群體，其人口數約占在華日本人的53%，上海常住外國人的22%；其次為美國人和韓國人，分別占上海常住外國人的15%（24358 人） 和13%（21073 人） [4]。上海最典型的外國人聚居區就是古北日本人聚居區，因此以古北地區為例進行案例研究。

鑒于中國目前對移民數據統計的不足，主要通過實地考察和訪談完成數據收集。預調查于2012 年3 月實施，分別對5 名族裔經濟設施的經營者（包括在上海居住10 年以上的房地產中介商、教育機構的相關負責人等）進行了預訪談，掌握古北地區自20 世紀90年代以來的發展情況，同時通過對當地日文雜志（Whenever 上海、Look上海、上海らくらくプレス等）、新聞報紙等對照總結古北地區日本族裔經濟的大致情況。正式調查于2012 年7-8 月、2013 年2-3 月期間實施，2013 年3 月15 日結束。共對21 家日本族裔經濟設施（表1） 的經營者進行訪談，訪談內容包括設施的經營情況、利用者的屬性及經營者的創業經歷等，訪談時長0.5~3h，對部分經營者在調查期間進行了多次訪談。搬出理由： ① 租金貴；② 周圍居住日本人較少；③ 離日本人學校遠；④ 日本族裔經濟設施少；⑤ 交通不便；⑥ 其他搬入理由： ① 公司安排；② 周圍居住日本人較多； ③ 離日本人學校近；④ 日本族裔經濟設施多；⑤交通便利；⑥ 租金合理；⑦ 其他月租金、收入(元)： ① < 5000； ② 5000~9999； ③10000~14999；④ 15000~19999；⑤ 20000~24999；⑥ 25000~29999；⑦ 30000~34999；⑧ 35000~39999；⑨ ≥ 40000將來計劃： ⅰ長期居住；ⅱ居住數年；ⅲ早日回國；ⅳ移居中國其他城市注：由于No.1、No.5、No.9、No.16 的受訪者是店長，非日本族裔經濟設施經營者，因此未列入基本信息；No.6、No.7、No.14 沒有搬家經歷。

2 族裔經濟及聚居區族裔經

濟“族裔經濟”作為一個舶來語，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日益增多的外國人在中國大城市集聚而逐漸進入公眾視野。現階段中國對族裔經濟的研究多為以某一城市為對象的實證研究。如劉云剛等通過對在穗日本人的長期追蹤調查，指出日本族裔經濟具有自我服務、本地植根的特點[5,6]；李志剛等通過對廣州非洲人族裔經濟區的形成和演化過程的分析，指出非洲人族裔經濟區的興起與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密切相關[7-9]。

社會學家Bonacich 等最早提出族裔經濟的定義，指代少數族裔群體成員從事的經濟活動，強調活動參與者的族裔屬性，即經營者和大部分雇員為族裔成員[10]。Reite 認為族裔經濟應包括族裔成員參與的、使用母語的所有經濟活動[11]。較之前的定義，Reite 把受雇于非族裔經營者，但使用母語的經濟活動也納入族裔經濟的范疇。在Bonacich 等提出的定義的基礎上，Aldrich 等增加了“族裔文化”這一評價標準，即族裔經濟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應具有族裔特色[12]。但上述定義并未就是否為本族裔群體服務做出明確規定。

在地理學的研究中，一般從空間的視角出發將族裔經濟與族裔聚居區進行聯合考慮，這是由于為確保族裔勞動力或接近消費群體，族裔經濟往往靠近族裔聚居區或直接以族裔聚居區為空間載體而形成[13]。Li 通過對洛杉磯的華裔族裔經濟進行研究，認為族裔經濟的發展與族裔聚居區的人口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14]。但Waldinger 等則認為族裔經濟與族裔聚居區的關系是復雜和可變的，且很大程度上受族裔經濟的類別、族裔群體的族裔屬性、地理環境和時間等因素的影響[15]。

在此基礎上，部分學者提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概念，但并未就其定義形成統一的認識。Li 根據族裔經濟與族裔聚居區的空間距離，提出族裔經濟發展的兩個階段：從聚居區族裔經濟到中間人少數族裔經濟[14]。根據Li 的解釋，以聚居區內大量居住的族裔成員為對象的經濟活動，其進入門檻更低且更易獲得事業成功，所以族裔經濟在地理位置上往往發源于族裔聚居區。因此第一階段的聚居區族裔經濟主要滿足居住于聚居區內的族裔成員的日常生活需求，以小資本的服務業和零售業為主。隨著事業的成功，經營者將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當地主流市場，其經營活動更加多元化并逐漸擴散到聚居區外，服務群體也擴大至或甚至主要面向非族裔群體，此時即進入第二階段的中間人少數族裔經濟，如位于洛杉磯黑人社區中的韓裔商業活動[16]。

另一方面，Portes 等通過對邁阿密的古巴族裔經濟研究，認為聚居區族裔經濟包括以下要素：族裔群體內有相當大比例的經營者；以本族裔成員及主流社會成員為服務對象；為族裔成員提供大量工作崗位；族裔公司或企業在聚居區內集聚等[17,18]。但是，Light 指出該概念剔除了實際上存在于聚居區族裔經濟體系內的個體經營者，同時也無法很好地解釋如紐約的韓國人街和加利福尼亞州南部的越南人街等聚居區族裔經濟。在韓國人街的案例中，墨西哥人同時充當著族裔經濟的雇員和顧客的雙重角色；而在越南人街的案例中，經營者大多為來自越南的華裔，雇員則多為越南人和菲律賓人[19,20]。由此可見，聚居區族裔經濟作為一種特殊的族裔經濟模式，同樣存在著定義曖昧、界定不清的問題。

此外，上述族裔經濟的定義存在以下理論假說：即族裔群體大多為處于社會底層、缺乏良好教育與職業技巧、受到當地社會歧視的弱勢群體；族裔經濟提供的大量就業機會使族裔成員避免失業以及獲得提升社會經濟地位的可行途徑。傳統的族裔經濟研究大多以低端移民為研究對象，因此其定義不能適用于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出現的新型移民，特別是高端移民族裔經濟的新現象。__因此，本文將族裔經濟的定義擴展為：族裔經營者提供的經濟活動（不強調服務對象的族裔屬性），以及所有為族裔群體服務、具族裔特色的經濟活動（不強調經營者的族裔屬性）。當族裔經濟活動在族裔聚居區內空間集聚并具相當規模，則形成聚居區族裔經濟。關于其發育過程和內涵，本文更傾向于贊同Li的觀點。

杉浦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族裔社區（ethnic town） ”這一統籌族裔聚居區和族裔經濟的概念。杉浦認為，族裔社區是指某一族裔群體集中居住的、擁有大量為族裔群體服務的商業設施和社會組織等的特定區域。在考察了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美國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圣何塞的日本人街的基礎上，杉浦提出了族裔社區演變模型的四階段論：① 萌芽期：族裔群體聚居而衍生族裔市場，促使族裔經濟的出現；②族裔聚居與族裔經濟共生期：族裔經濟發揮集聚效應，促進族裔經濟設施和聚居人口規模的增長，族裔經濟的勞動力以聚居區內的族裔成員為主，強調居住、商業、社會網絡功能的結合；③ 族裔經濟主導期：族裔人口居住分散化，族裔經濟的服務范圍擴散至社區外，族裔經濟的勞動力和服務對象擴大至包括非族裔群體，社區功能更多表現為商業功能；④ 衰退期或轉換期：既可能隨著族裔人口和族裔經濟的過度分散而進入衰退期，也可能隨著外來游客的增多而轉變為主要為非族裔群體服務的旅游觀光地[21]。這一“族裔社區”的定義相對較為符合本文的研究案例，因此將其作為基本的分析視角和概念加以運用。

關于族裔經濟的形成機制，部分學者認為由于主流社會難以滿足族裔群體具族裔特色的消費需求（如對某些商品和服務的特殊偏好的消費需求），因而促使為族裔群體服務的族裔市場的形成；這一族裔市場受族裔人口規模、族裔成員的特殊品位和消費需求、族裔成員自身的不利條件（如不諳當地語言、社會隔離）、族裔文化等因素的共同影響[12]。

但是，這僅從族裔群體的視角解釋了族裔經濟的形成原因，也即內因。在探討族裔經濟的形成機制時，移民接受國的移民政策、社會環境、勞動力市場結構等對族裔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小覷。因此將從外因和內因兩方面對古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形成過程進行分析。

3 上海日本族裔經濟的形成背景

3.1 在滬外資與外國人數量的增長中

國對外開放政策實施以后，為更好地吸引和利用外資和技術，上海放寬了外商投資政策，加大外資的引進力度。從圖1 可知，1989-2012 年，在上海吸收的外資中，港資一直保持著優勢地位，其次是來自日本、美國、臺灣、新加坡等國家或地區的資本。從外商投資企業合同數來看，來自香港的外商投資企業合同數從361 個（占總合同數的51%，下同） 增長至20618 個（30%），日本從95 個（13%） 增長至9336 個（14%），美國從90 個（13%） 增長至7219 個（11%）；而來自香港的實際利用外資額則從3.1 億美元（占總實際利用外資額的26%，下同） 增長到436.1 億美元（33%），日本從2.3 億美元（19%） 增長到161.9 億美元（12%），美國從2.2 億美元（18%） 增長到99.4 億美元（7%） [4]。由此可見，日資是上海引進外資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外資不斷流入的過程中，也帶動了外國人的遷入。據上海統計年鑒顯示，上海市常住外國人口從2000 年的45377 人增長至2012 年的174192 人，日本人、美國人和韓國人是其三大構成主體[4]。如圖2 所示，日本人從2000 年的12270 人（占總常住外國人口的27%，下同） 增加至2012 年的39091 人（22%），美國人從6354 人（14%） 增加至26000人（15%），韓國人從3294 人（7%） 增加至20456人（12%）。但是，這些數字存在統計偏小的問題。日本外務省海外在留邦人數調查統計，2012年在滬日本人為57458人[22]。

3.2 古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的形成

20 世紀90 年代，上海形成了當時規模最大的外國人聚居區——“古北新區”。古北新區作為上海第一個涉外商務區（虹橋經濟技術開發區），配套設施于1986 年開始興建，1993 年完成一期建設，總規劃用地面積136.6 萬m2，總建筑面積300 萬m2。其規劃目的是為解決外國專家和港澳臺同胞等的居住問題，以促進招商引資工作的開展。因此，古北新區配置了相應的辦公、商業、文化娛樂、教育等設施，是兼具商業和外貿功能的涉外居住區[23]。

2000 年以前，上海并沒有就外國人按照國籍進行統計，因此無法得知2000 年以前古北新區不同國籍外國人的混合居住狀況。但是，根據長期生活在上海的日本人的訪談可知，20 世紀90 年代，絕大部分在滬外國人都居住在古北新區，并以日本人和美國人的比重最大，這與2000年的上海統計年鑒的數據也較為吻合。

21 世紀以后，為應對快速增長的在滬外國人，上海從2003 年起解除了對外國人居住地的限制。此后，之前一直處于混居形態的各國籍外國人，開始呈現出居住分離的傾向，也即出現了以國籍為單位的族裔聚居區，如古北新區成為日本人聚居區，閔行區成為韓國人聚居區。同時，古北新區啟動了二期擴建計劃。因此，以2003 年為分界點，日本人聚居區的空間區位、聚居規模乃至政治經濟背景都發生了新變化。從圖3 可以看出，長寧區是日本人居住最為集中的區域，約有43%的日本人居住于此，其次依次是浦東新區（17%）、閔行區（10%） 和徐匯區（10%） [24]。根據實地調查，居住于長寧區的日本人實際上大多聚居于古北新區及其周圍地區。由此可見，盡管外國人居住地的限制被解除后，古北新區仍是最受日本人歡迎的居住地。這一方面得益于古北新區靠近虹橋經濟技術開發區和虹橋機場的區位優勢；另一方面，居住環境良好、配套設施完善的古北新區較能滿足日本人的居住選擇偏好，具備較高的付租能力也支持著其擇居行為。

3.3 古北地區日本族裔經濟的萌芽和發展

鑒于日本人居住范圍的不斷擴大，將古北新區、虹橋地區和仙霞地區定義為“古北地區”（圖4）。除古北新區為涉外居住區外，虹橋地區建有日本人學校和不少涉外住宅，吸引大量日本人在此居住。而仙霞地區并不是日本人的居住區，但由于日本領事館和大量日資企業的辦公設施都設立于此，近年來該區域日本族裔經濟設施不斷增多，可視為日本人聚居區的輻射范圍。

在20 世紀90 年代，由于中國移民政策限制了以自主經營的小資本的商業、服務業等為目的的外國人的入境，導致族裔群體對族裔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強烈，但族裔經濟發展相對滯緩的特殊現象，日本族裔經濟也不例外。通過訪談可知，古北地區日本族裔經濟的演變與日本人聚居區的發展歷程相似，均可分為兩個階段：萌芽階段（20 世紀90 年代-2002 年） 和發展階段（2003年至今）。

3.3.1 萌芽階段

從圖5 中可以看出，2002年日本族裔經濟設施數量已近百，包括6家教育相關設施（1 所日本人學校、2 所國際學校、1 所幼兒園、2 所補習班），6 家日本食品零售業相關設施（1 家日本食品專賣店、4 家日資超市、1 家大型超市），46 家餐飲服務業相關設施及22 家其他設施（2 所醫療設施、9 家房地產中介、5 家按摩店、6 家美容美發店）。從空間分布上看，日本族裔經濟設施主要集中分布在古北新區一期，數量約占總設施的4 成以上。與其相毗鄰的仙霞地區，特別是涉外賓館（在20世紀90年代，因工作原因而短期居留的外國人大多住在涉外賓館）及日本領事館的附近也有分布，但餐飲服務設施較為常見。

盡管在萌芽階段居住在古北地區的日本人對日本進口商品、日本式服務等日常生活的族裔需求旺盛，但受制于當時的中國移民政策，日本人無法對該領域進行投資經營活動。因此，日本族裔經濟有以下特征：地理位置以日本人聚居區為空間依托；其日常生活需求主要由他裔人士（中國人）代為提供。但是，根據對長期生活在上海的日本人的訪談可知，大多日本人對中國人提供的族裔商品和服務并不滿意，特別是在日語和日本式服務方面更為明顯。此外，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如衣服和日式調味品等，大多日本人表示會直接從日本攜帶到上海，而較少在當地購買。由此可推測，日本人對中國人提供的族裔經濟活動依賴程度較低。

3.3.2 發展階段

從圖6 可知，2012 年日本族裔經濟設施數量增長至300 家以上，包括：

22 家教育相關設施（1 所日本人學校、2 所國際學校、7 所托兒所/幼兒園、12 所補習班），16 家日本食品零售業相關設施（6 家日本食品專賣店、9 家日資超市、1 家大型超市），200 多家餐飲服務業相關設施及53 家其他設施（8 所醫療設施、6 家房地產中介、13 家按摩店、21 家美容美發店、5 家音像店）。從空間分布上看，日本族裔經濟設施遍布整個古北地區，并以古北新區一期的分布最為密集。原因主要包括：① 古北新區一期是日本族裔經濟出現最早的地方；② 古北新區一期的房租和店鋪租金隨古北新區二期的竣工有所下降，從而降低了族裔經濟的投資門檻。

同時，中國經濟政策的調整對日本族裔經濟的發展也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2004 年6 月起實施的《外資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放寬了外商投資商業企業的限制，外商獲準投資批發、零售、特許經營等商業企業。這一法律法規打破了此前日本族裔經濟由中國人主導的局面，日本人經營的族裔經濟設施開始出現并逐漸增多，從而極大地滿足了日本人的族裔需求。

此外，新的群體——擁有在日本生活經歷的中國人也開始積極參與到日本族裔經濟的經營群體中。他們對日本社會文化較為熟悉，日語掌握程度較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迎合日本顧客的需求，如提供符合日本人口味的食品、標準的日文菜單等；以榻榻米、紙燈籠等裝潢店鋪，營造日本式的氛圍環境；聘請日本雇員，重視日本式服務的提供等。這與留學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歸國創業的時期也較為吻合。山下指出，20 世紀80-90年代留學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主要來自上海市和福建省；來自上海市的留學生在1990 年約占中國留學生的17%，2000 年占14%[25]。2000 年以后，隨著上海經濟形勢發展良好，部分留學生選擇歸國創業，成為日本族裔經濟的重要參與者。

4 上海古北地區日本族裔經濟的案例分析

4.1 總體特征根

據本文對族裔經濟的重新定義，古北地區的日本族裔經濟設施主要可分為四類：

① 教育相關：日本人學校、國際學校、托兒所/幼兒園、補習班等；② 食品零售業相關：日本食品專賣店、日資超市、大型超市等；③ 餐飲服務業相關：日本料理店、酒吧；④ 其他：醫療設施、房地產中介、按摩店、美容美發店、音像店等。訪談的21家日本族裔經濟設施中，No.1~16為日本人經營，No.17~21為中國人經營（表2）。

概括而言，受訪的日本族裔經濟設施主要有以下特點。首先，從開業時間來看，2004 年前開業的有7 家，之后開業的有14 家，并以2008 年后開業的設施居多。2004 年前開業的日本人經營的設施，主要通過合資或以中國人為營業執照法人的形式取得合法經營權。從地理位置來看，80%的設施（17 家） 位于古北新區，并以古北新區一期最為集中。從雇員的國籍構成來看，雇傭中國人的族裔經濟設施居多，根據店鋪的業務規模其人數為2~30 人。日本雇員在人數上相對較少，但大多以管理者身份負責店鋪的經營和業務管理，同時解決中國雇員和日本顧客間的語言溝通障礙問題。

其次，日本族裔經濟設施的顧客以日本人為主，中國人和他裔人士為輔。通過訪談可知，15 家（71%） 設施的日本顧客超過8 成，其中No.10 的幼兒園、No.13 的日本料理店和No.15 的房地產中介專門為日本人服務。但也存在以他裔顧客為主的設施，如No.14的女裝店，約有9 成的顧客為中國人，其原因包括：開業時間短，日本人對該店鋪的認知程度還很低；日本人在服裝消費方面有從日本攜帶的傾向；經營者精通中文等。

此外，日本經營者在滬創業的動機則可歸結為以下幾點：① 日本經濟發展停滯，促使部分日本人到海外尋求就業、創業機會；② 中國市場對外開放程度加深，使日本人投資族裔經濟領域成為可能；③ 在滬日本人口規模的增長，刺激“族裔市場”擴大進而提供了大量創業機會；④ 大多受訪者，如No.2、No.4、No.7、No.10、No.11、No.12、No.13、No.14、No.15 的經營者，擁有在中國留學或居住的豐富經歷，這成為日后在上海創業的契機。而中國經營者，除上述的擁有在日本生活經歷的理由外，也有出于族裔經濟的商業利潤較高的考慮。在現階段，在滬日本人口仍保持著明顯的增長趨勢，其“族裔市場”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在穩固現有族裔經濟設施經營的前提下，大部分經營者表達了將來擴大規模、開設分店的意愿。

4.2 實證案例分析

4.2.1 No.2，雜貨店

No.2 的雜貨店開業于2002 年，創業初始時為一小規模的二手商品店。店鋪的經營業務主要是低價收購日本人使用過的商品，包括：日本制造的電器產品、游戲光盤、音像制品和日文書籍等，并進行再出售處理。有別于國內的二手商品店，該店鋪出售的商品不僅新舊程度良好，像電器產品類還負責售后服務，是一種在日本較為常見的店鋪類型。

經營者的創業動機簡述如下：由于大多在滬日本人是從日本派遣過來的公司職員及其家屬，在派遣期滿（3~5 年） 后回國前往往面臨著日常生活用品的處理問題。經營者于1997-2001 年間曾作為公司的派遣職員在上海生活，對該問題有切身體會，并從中發現了商機。此外，二手商品店對創業資金要求相對較低。因此，經營者在退休后返回上海，選擇在日本人聚居的古北新區開設了二手商品店。由于日本人的人口規模增長和流動頻繁，店鋪業務逐步擴大，從二手商品店轉變為包括銷售全新商品的雜貨店，并開設了兩家分店。現階段，該店鋪的顧客以日本人和中國人為主，分別占總顧客的50%與45%，剩余的5%為韓國人。除經營者外，所有雇員均為中國人。

4.2.2 No.4，茶葉店

No.4 是2007 年開業于古北新區，以銷售中國茶葉為主的茶葉店。該店鋪主要面向日本人群體，日本顧客占98%以上。經營者2002 年時曾在北京學習中文和中國茶藝文化，這一經歷是其決心在上海創業的最主要原因。除經營者夫婦外，另聘有3 名較為熟練掌握日語的中國雇員。經營者在銷售茶葉的同時，還兼營各種中國文化興趣班，傳授中國茶藝文化和中華飲食文化等。經營者本人主要負責中國茶藝文化的興趣班，其配偶負責中華料理和傳統包點的培訓班。此外，經營者還定期邀請精通日語的中國老師開設其他各種興趣班。興趣班的利用者大多為日本家庭主婦——受中國法律約束無法在當地就業、經濟較為富裕的特殊群體。這些興趣班成為日本人與當地社會交流的重要媒介，不僅豐富了日本家庭主婦的閑暇活動，同時也向當地日本人社區傳播中國文化，加深他們對當地社會文化的理解。

4.2.3 No.10，幼兒園

No.10 是2008 年開業于古北新區，兼具托兒所功能的幼兒園。幼兒園主要采用日托和小時托兩種方式。日托的利用者主要為雙職工家庭，小時托主要解決小孩在家庭主婦外出購物或與朋友聚會期間，或放學后到家長下班期間無人看管的問題。幼兒園的通用語言僅為日語，主要面向父母雙方或者一方為日本人的小孩，小孩年齡從3 個月到8 歲不等。在訪談過程中，就碰到同時使用日語、英語或中文的混血兒童。

由于該幼兒園為小孩提供與日本相似的成長環境，有利于小孩回國后繼續接受日本的教育，因此廣受日本家長追捧。幼兒園的師資力量包括經營者、3 名日本幼師以及2 名熟練掌握日語的中國幼師，此外還雇傭了1 名中國清潔人員。幼兒園的經營時間從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需要照顧18名小孩左右。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后，生源數量有所增加。

經營者于1990-1994 年在北京經營一所幼兒園，并由此與該幼兒園的前園長相識。由于前園長婚后搬到蘇州居住的緣故，不得不放棄該幼兒園的經營權。為避免對該幼兒園__利用者造成困擾，受前園長的委托，經營者接管該幼兒園并經營至今。

4.2.4 No.20，中文教室

No.20 的經營者是隸屬于古北地區一所民辦語言培訓機構，并以日本人為對象的中文教師。經營者的教授對象大多為日本家庭主婦。生源高峰期為2006-2007 年，每月固定的學生人數為20 多人。2008 年以后，受在滬日資公司削減派遣人員的影響，學生人數有所減少，到2013 年僅剩10 人左右。作為應對策略，經營者充分發揮日語能力優勢，針對中國高中生開展日語家教課程。

經營者于20 世紀60 年代出生在上海，青年時期受當時到日本留學、打工熱潮的影響，遠赴日本留學，并在畢業后進入日本公司就職，前后在日本生活了18 年，是名副其實的“日本通”。進入21 世紀，相比日本的經濟發展緩慢，上海經濟形勢良好并保持著較快的增長勢頭，經營者決心舉家返回上海謀求發展，并利用其語言優勢開展事業。回國后經營者仍以志愿者身份每年探訪日本的神奈川地區，參與當地的活動組織，積極推進中日交流和理解。

4.2.5 No.21，日本料理店

No.21 是2009 年開業于仙霞地區，以附近的日資公司職員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日本料理店。從顧客構成來看，約有85%為日本人，15%為中國人。該店鋪共有雇員13 名，包括1 名日本人和12 名中國人。作為針對日本人的料理店，經營者非常注重服務質量。為提供更正宗的日式服務，經營者采用了以下策略：提拔日本雇員為店長，負責管理店面的同時，對中國雇員在接待客人和學習日語方面進行培訓和指導；提供免費宿舍讓日本雇員與中國雇員共同居住，旨在讓中國雇員在日常生活中體會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習慣和思考方式等。此外，經營者還每年參加日本東京和九州地區所舉辦的飲食研討會，注意掌握日本飲食方面的最新動態。

經營者20 世紀70 年代出生在上海，于1988-1995 年在日本度過了青年時期。經營者在語言學校學習日語的同時，以勤工儉學的方式積累了大量工作經驗，因此熟知日本社會文化。1995-2007 年遠赴新西蘭，從事日本料理店的相關工作，經歷了從底層的洗碗工到店員、廚師、店長的升職過程，從中掌握了大量關于日本料理店經營的知識和技巧。

2007 年，經營者捉住國內的創業機遇回國發展，開設了這家日本料理店，并計劃近年內在中國的其他大城市開設多家連鎖分店。

5 古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形成特征

5.1 古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形成過程

20 世紀90 年代，古北地區只有少數日本族裔經濟設施。除日本人學校外，大多設施的經營者及雇員均為中國人。由于古北地區在當時被定位為涉外居住區，中國經營者及雇員大多居住在古北地區以外的地方。上述現象并不符合傳統的族裔經濟模式，即由族裔群體經營、為族裔同胞提供工作崗位、經營者及雇員大多居住在族裔聚居區內。這一中國模式的族裔經濟，很大程度上與中國非移民國家的定位密切相關。20 世紀90 年代，中國嚴格控制外國人入境，除跨國公司派遣的外國職員、擁有大量資本的外國投資者外，其他如以小資本創業和當地就業為目的的外國人進入中國的門檻較高。以日本人為例，在滬日本人口在20 世紀90 年代期間增長緩慢，到2000 年時尚不足萬人，且大多持有日資公司派遣職員及其家屬的身份屬性，是日本族裔經濟的需求者和消費者，而族裔經濟的提供者在中國移民政策的制約下被拒之門外。因此，傳統的族裔經濟模式由于族裔經營者及族裔勞動力的缺失而無法在中國形成。在此背景下，中國經營者及中國雇員實際上代替族裔群體為日本人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務，其經營活動可以說是在中國特殊國情下出現的族裔經濟行為，因此導致日本族裔經濟發展緩慢，遠遠落后于日本人聚居區的發展。

進入21 世紀，在滬日本人口快速增長，2001 年首次突破萬人，2004 年以34122 人超越香港成為中國最大的日本人聚集城市，2011 年更以56481 人超越紐約成為世界第二大日本人海外聚集城市，12 年間增長6 倍左右[22]。在滬日本人數量的增多，促使古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刺激了對族裔經濟需求的增長。2004 年后中國部分商業領域對外國人開放，外國人獲準在中國開展族裔經濟的相關經營活動。在此背景下，以創業為目的進入上海的日本人開始增多，并成為經營日本族裔經濟設施群體的主力。為降低經營成本，日本經營者傾向于聘請中國雇員；而擁有留日經歷的中國經營者為保持設施的“族裔屬性”，在聘請中國雇員的同時注意吸納日本雇員。換言之，古北地區的日本族裔經濟是以中國人和日本人經營為主、以中國雇員為主要勞動力的一種特殊的聚居區族裔經濟模式，該模式也是其區別于其他國家族裔經濟的重要特征之一（圖7）。此外，日本族裔經濟的服務對象更為多元化，從以日本人為主轉變為以日本人為主、他裔人士為輔。

如在滬日本人廣為熟知的No.16，是銷售日本進口的調味品、零食及新鮮蔬果、海產品（主要是壽司和刺身） 的日資超市。該超市開業于1999 年，2013 年在古北地區共開設有5 家分店。通過對該店店長的訪談可知，超市的日均顧客約300 人，約80%為居住在古北地區的日本人，20%左右為港澳臺同胞，而來自古北地區外，甚至上海市外（蘇州、昆山等）的日本顧客也并不少見。

服務對象的多元化傾向也存在于其他的日本族裔經濟設施。近年來，受日本文化影響而到古北地區尋找日本美食、日本時尚和日本動漫產品的中國年輕人正逐漸增多。

5.2 古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特征

5.2.1 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興起

與上海“國際化城市”的定位及積極引進外資的發展戰略密切相關。日資作為上海利用外資的重要構成部分，通過日資企業的方式開展跨國經濟活動。日資企業的經營策略是將本國職員派遣到投資國，通過公司職員達到增強與總公司聯系的目的。這一經營策略為上海輸送了大量以日資公司派遣職員為代表的高端人才，間接促進了高端移民聚居區的形成。日資公司派遣職員及其家屬對族裔經濟的需求最為旺盛，而相對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確保其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去消費各種具有日本族裔特色的商品和服務。因此，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興起，是以日資企業主導下形成的高端移民聚居區為地理空間載體的。__ 5.2.2 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形成與日本經營者追求經濟利潤的動機密切相關。由于大多日本人在滬短期居留，沒有充裕時間適應當地社會的他們傾向于選擇日本的生活方式，對日本進口商品和母語、日本式服務的需求更為迫切，同時他們也具備滿足特殊族裔需求的經濟能力。與當地居民利用的日常生活設施相比，日本族裔經濟設施的消費水平更高。如日本人經營的美容美發店的剪發服務人均消費約為200 元，比國內高出幾倍。日本經營者受經濟利潤驅使，利用自身的語言與文化優勢，再加上在母國獲得的先進教育和技術水平，主動移居上海創業。因此，與傳統的族裔經濟相比，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形成的原因并非是面對主流社會和經濟的排斥和歧視而進行的被動選擇，而是預期的收益利潤更高。

5.2.3 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功能主要是滿足族裔群體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商品和服務，但并未形成為族裔成員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的功能。受中國移民政策的影響，在滬外國人并非處于弱勢的低端移民群體，因此為其提供避免失業的機會及提升社會經濟地位的功能的傳統族裔經濟并沒有發揮作用的必要性。其次，相比族裔勞動力市場，進入主流社會的勞動力市場所獲得的收入更高，特別是上海大量的日資企業，可以提供充分的就業崗位。再者，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以個體經營者居多，個體經營者一方面對族裔勞動力的需求不高，另一方面，更青瞇較易獲得的和相對廉價的當地勞動力。現階段，少數作為日本族裔經濟設施雇員的日本人，從訪談中可知其職業選擇大多是出于積累資金和工作經驗的考慮，為日后在滬創業或到跨國公司就職做好充分的職業規劃準備。

5.2.4 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服務輻射范圍日益廣泛。2003 年以后，隨著外國人獲準在古北地區外的地區居住，日本人的居住空間呈現出大聚居、小分散的特征，即大部分聚居在古北地區，小部分居住在浦東新區、徐匯區、閔行區等。現階段，上海市內已形成多個日本人聚居區，并以古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的規模最大，浦東新區次之。但是，日本族裔經濟的發展并沒有與日本人聚居區的發展保持一致。上海的日本族裔經濟設施，極大部分分布在古北地區，具有高度的空間集聚特征。從2012-2013 年期間調查問卷的結果可知，即使是居住在其他地區的日本人也普遍存在利用古北地區日本族裔經濟設施的傾向。換言之，古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服務范圍已涵蓋整個上海市，解決了其他日本人聚居區中族裔經濟設施匱乏的問題。

6 結論與討論

6.1 古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形成原因古

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形成原因可從外因和內因兩方面進行剖析。

首先，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形成的外因，可認為是中國移民政策的影響。作為非傳統移民國家的中國，日本人的進入和居住是近20 多年來的國際化現象之一。但受中國移民政策的限制，在滬日本人大多為跨國公司派遣職員及其家屬，居住地在20 世紀90 年代被局限于涉外居住區，形成被動隔離。同時，日本領事館從淮海中路遷址至古北地區的萬山路，也吸引了部分出于居住安全而主動選擇居住在古北地區的日本人。隨著涉外居住區內日本居住者人數的增多，日本人聚居區逐漸成型，為此后出現的族裔經濟提供了地理空間載體。但是問題隨之而來，作為跨國公司派遣職員及其家屬的日本人大多為族裔經濟的消費者，而族裔經濟的提供者，即族裔經營者的大量出現則始于中國移民政策有所放松后的2004 年。換言之，族裔經濟的地理空間載體的形成及提供者的出現，主要與中國移民政策的松緊程度密切相關。__其次，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形成的內因，則可從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文化意識和身份認同等方面得到解釋。作為單一民族的日本人，對日本特有的傳統文化、生活方式非常重視，特別是在飲食習慣上傾向于選擇和食，日本的調味品、壽司、刺身等更是不可缺少。族裔經濟的存在不僅有助于降低族裔群體與當地社會的矛盾和沖突、加強同胞間的相互扶持，同時對族裔個體的身份和文化認同也發揮積極的作用[26]。除上述原因外，海外日本人的封閉性也是重要的內因，特別是語言障礙所帶來的封閉性在非英語圈國家中更為明顯。盡管在日常購物方面，通過身體語言可以一定程度上消解這一問題，但在服務業領域，特別是美容美發、醫療、教育等方面，語言障礙的影響卻具有放大效應。換言之，語言不通阻礙了日本人的社會融入，加劇了日本人社區的封閉性。因此，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是在非移民國家的政策制約下及日本人社區的封閉性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種特殊族裔空間景觀。

6.2 古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未來

從日本人聚居區及族裔經濟的發展現狀來看，古北地區的日本人社區正處于族裔社區演變

模型的第二階段，即居住與商業功能緊密結合的族裔聚居與族裔經濟共生期[21]。

目前，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正發揮積極的集聚效應，刺激族裔經濟設施和人口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但是，由于日本人聚居區的構成主體及族裔經濟的服務對象大多為日資企業的派遣職員及其家屬，導致其維持和發展高度依賴于當地的日資企業。日資企業今后在上海的發展動向，將會對日本人社區產生深遠影響，既可能隨著日資企業的投資增加而進一步發展，也可能隨日資企業的撤資而陷入衰退狀態。因此古北地區的日本人社區帶有明顯的脆弱性，不僅受日本對滬投資的影響，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也難以脫離日本人聚居區而獨立發展。由此可推斷，日本人社區將很可能在長期內維持在第二階段的共生期，此后跳過第三階段的族裔經濟主導期而直接進入第四階段的衰退期或轉換期。

隨著時代發展，影響族裔社區演變的因素更為復雜，特別是像擁有非移民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雙重屬性的中國，國家政策和社會環境的改變對族裔聚居區及族裔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不可估量，從而決定了中國案例的族裔聚居區和族裔經濟的特殊性，其演變模式尚需進行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

6.3 討論古北地區日本人聚居區族裔經濟

作為上海市參與經濟全球化及對全球化影響做出響應的產物，同時是日本人社區得以維持和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日本族裔經濟的存在不僅解決了日本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對具有族裔特色商品和服務的特殊需求，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因不諳當地語言而產生的心理恐懼。同時，族裔經濟中大量以日語為主要標識的廣告、店鋪招牌等作為特殊的族裔語言景觀，將日本文化帶進古北地區的同時，緩解了日本人對海外生活的各種不適應，使其與當地居民在不同文化習俗、社會觀念和生活方式前提下實現和平共處。因此，族裔經濟不僅是國際移民社區的重要構成主體，其對國際移民社區的可持續發展也至關重要。而國際移民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對以國際移民為載體的跨國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具有重大意義。

現階段，除古北地區的日本人社區外，其他以國籍為單元，甚至跨國籍的國際移民社區在上海業已形成。這些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近出現的國際移民社區不僅為城市帶來多元文化和注入新活力，也促使國際移民在投資、消費等經濟活動與當地社會相聯系，特別是其獨特的生活習慣、消費模式以及宗教文化對當地社會的服務業態產生較大影響，刺激了族裔經濟的形成和發展，并進而形成特殊的族裔空間景觀。國際移民社區和族裔經濟對增強國際移民的本地根植性具有積極意義，但同時其自身所帶有的“排他性”也__是社會種族隔離的重要符號，既隔斷了國際移民與當地居民的互動和相互了解，也不利于國際移民的社會融入。國際移民社區作為城市中的“排他空間”，從中可窺見中國的城市管理體系和國際化發展正面臨著如何協調開放社會與國際移民之間沖突、優化城市秩序、促進族群社會融合等新挑戰。同時，國際移民社區也給中國大城市帶來了新的社會空間分化和異文化沖突等一系列問題。特別是在上海，以跨國公司派遣職員及其家屬為代表的國際移民階層，與外來人口、農民工等為代表的國內移民階層，在勞動力市場、經濟收入、住房等方面兩極分化明顯，城市社會空間正面臨著新的重塑。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如何合理管理和引導國際移民社區，是今后城市規劃和移民管理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