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論文網專注代寫論文，包括各個專業代寫畢業論文，代寫碩士論文以及代寫代發職稱論文服務，對于代寫文學論文有獨到的見解，寫手能力突出，實踐能力強，可以大批量完成文學論文代寫任務，代寫論文速度快，質量高，歡迎聯系約稿。為方便客戶免費下載最新論文，本網站更新文章全部為付費從知網下載PDF格式論文，經轉換為文檔后上傳，方便客戶下載，歡迎大家到天天論文網（http://www.tskan.cc）下載相關論文。因為本網站對于客戶信息嚴格保密，所以此篇論文并非本網站所代寫論文，原作者如有異議，請與本站站長聯系予以刪除。

［摘　要］巴金在《隨想錄》中提倡的“說真話”、“無技巧”、“寫作是為著同敵人戰斗”正體現了巴金自覺的“大文學”追求。融歷史記敘、個人見聞、思想筆記于一體的傳統中國“大文學”書寫，有其自覺的歷史性、文獻性及“為了人生”的追求，巴金《隨想錄》正是以“大文學”視野所完成的對歷史的記錄和審判、建造的個人“文革”博物館和現代文學資料館。只有在大文學視野下，我們才能讀懂巴金《隨想錄》中歷史之真和個人情感之真相交織的屬性及意義；“大文學”不僅對巴金研究提供新角度，亦對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解讀提供一種新的視野。

［關鍵詞］巴金；《隨想錄》；大文學

關于巴金，我們討論得最多的話題是“真”，從早年創作直到“隨想錄”系列都是如此。①但問題在于，何以“真”的問題如此重要？隨著歷史的煙云翻滾，巴金能夠感受到的“真”的價值似乎與今天的人們的思想有差距，以致已經有當代學人公開質疑這樣的書寫價值。隨著對歷史資料的披露與思考，當代學人要求的“真”，意味著對“文革”發生的體制根源以及中國政治人文環境的反思，巴金把災難歸結為“封建主義的流毒”在他們看來沒有觸及本質，他們認定晚年巴金相比青年巴金保守了，怯懦了：他的反思“夾帶了不少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話語，缺乏自己的獨立話語”。②“無論表現形式、思想高度都沒有超出當局給定的標高線。”③甚至有人認為這些有限的、止于淺表的反思，是一種有意的躲避和推卸責任。巴金對政治集權和“四人幫”的控訴，被指責是為知識分子開脫：“對政治集權如何解構了知識分子直面現實的話語權力的聲討……實質上掩蓋了知識分子本身就是這種歷史資源的有機構成的殘酷現實。”由此判斷，巴金“真”的背后的實質是“假”： “其一再被主流批評家所稱道的‘講真話’精神，也只能成為文革時期知識分子懦弱脊梁、萎靡人格、頹唐心理的代名詞。”④“真”成了可疑的，從“純文學”的眼光看，巴金為突出“真”而選擇的“無技巧”創作方法，也失去必要，反倒成為破壞文學藝術的壞示范：

“通篇的廢話嘮叨，極其粗糙的詞語搭配，絕少文學美感與藝術張力的行文……難道這種淺直如話的行文就是文學的最高境界嗎？難道這種消解了文學質素的寫作，給現代文學提供了可資效法的藝術經驗嗎？”⑤而西方現代藝術的波詭云譎則更是意味復雜地告訴我們何謂藝術的繁復追求，與這樣的追求相比較，巴金的理想似乎比較簡單。

然而，所有這些質疑并不能取代我們內心深處的巴金的意義：在種種藝術理論與歷史真實的概念背后，巴金及其《隨想錄》依然挺拔屹立，這種不可替代的莊嚴的存在又源于何方？我覺得這里其實存在一個當代所謂“純文學”、“純藝術”概念與我們固有的對文學的“需要”的根本差異問題，無論文學的概念如何演變，我們心靈深處源遠流長的“需要”依然不可改變。現代中國作家自覺不自覺地都愿意借用近代以后西方發展起來的“純文學”概念，但在更為久遠的文化傳統中———無論中外———又都在無意識中為“雜文學”的趣味留有余地，那種融歷史記敘、個人見聞、思想筆記于一體的自由書寫依然散發著難以替代的魅力。也就是說，傳統中國的“文學”概念本身就包含著這種“繁雜性”與“靈活性”。

更重要的在于，雜文學—大文學概念意義的文字更帶有對生存的直接的表現和關懷，其中是歷史與個人情感的交織。

巴金文學創作最基本的一些追求———真與“無技巧”都與大文學的視野直接相關。

“真”屬于文學與歷史共同的目標。

中國文論最早對“真”的表述可以追溯到“修辭立其誠”、“閑邪存其誠” （《周易·乾卦·文言》）。“誠”， 《說文解字》⑥、《爾雅》皆釋為“信也”，邢昺疏曰：“皆謂誠實不欺也”。⑦傳統中國文學中的“誠”即“真”，表現為對現實生存的忠實記錄和歷史關懷：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可見“大文學”的特性之一就是“歷史”關懷：在文學中包含著對時代的記錄和審判。

巴金在《隨想錄》中不厭其煩地倡導說真話，不僅有“說真話系列”，還將文集命名為《真話集》，其歷史求“真”的屬性十分明顯。

在巴金“大文學”的追求中，明確把“真”作為衡量當前文學價值的最高標準： “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的年代早已過去，人們要聽的是真話。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是不是想說真話？是不是敢說真話？無論如何，我不能躲避讀者們的炯炯目光。”⑧在巴金看來，“真”是作者和讀者衡量作品的共同標準。

何以“真”超越了其他文學要素，變得如此重要？“文革”十年浩劫消除的恰恰是文學的“真”。

人們起初把假話當真話說，后來把假話當假話說，大家把假話、空話當護身符，在“運動”的大神來檢查“衛生”時裝點門面。每次學習、批斗都能做到“要啥有啥”，取得預期的效果。

假話使得文壇上沒有真的文學，人們根據“長官意志”炮制出“遵命文學”，這種文學可以隨意變戲法， “四人幫”一下臺，立刻從“反走資派”文學變為“反四人幫”文學。

“假”文學更被用來“殺”人，人民在“學習”假話中失去頭腦，由人變牛，相信、傳播假話：

“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更在假話的狂熱中“一夜之間就由人變為獸，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寢皮’。”⑨ 可以說，假話毀了文學，帶來了“文革”。

巴金更指出，假文學帶來的災難不僅是文革，更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日本軍國主義逆流如何能發動戰爭，把年輕人騙上戰場成為炮灰？靠他們的假文學掩蓋真相，把侵略說成是“進入”中國，為中國人謀幸福。

巴金提出，文學家的責任是把真相告訴人民，文學是時代人生的忠實記錄，這就是巴金所理解的文學之“真”，也是歷史所追求的“真”。

因此，巴金在《隨想錄》中身體力行的“真”，首先是說出真相。為了讓下一代人給“文革”下結論、寫歷史，巴金要在《隨想錄》中把“四人幫”和“文革”的真實材料留給后人，他忠實記錄自己經歷的抄家、批斗、牛棚生活，不保留地畫出大家由人變牛、由人變獸的丑態和瘋態：“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斗，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瑏瑠其次，《隨想錄》之“真”還意味著對歷史的探索和關懷，巴金認為“文學作品是作者對生活理解的反映”瑏瑡，何以產生文革？人何以變獸？ 他試圖通過不斷“探索”，讓大家“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只有弄清來龍去脈，找回自己，才不至于“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瑏瑢才能真正阻止“文革”的發生。

由此可知，巴金的“大文學”具有歷史屬性，自覺承擔了對時代記錄和審判的功能。巴金也曾明確表示，《隨想錄》就是他用筆建立的文革博物館。

博物館最明確的作用，就是對歷史的儲存和展示，“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的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而博物館存在之意義，就在于對歷史無聲的批評和警示：

“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瑏瑣同時，巴金的“大文學”還具有文獻性。巴金一直試圖帶頭創辦現代文學資料館，他“設想中的‘文學館’是一個資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應一切我國現代文學的資料， ‘五四’以來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們有關的書刊、圖片、手稿、信函、報道……等等、等等。”瑏瑤而《隨想錄》的一大貢獻就是懷人系列散文，巴金有意識地記下故人往事，如蕭珊、麗尼、馮雪峰、老舍、黎列文、方令孺、馬宗融、滿濤、顧均正、胡風等。這些經巴金散文剪裁的人物真實可觸，其用意正是出于“大文學”文獻性的考慮。

一方面，巴金有意識記錄作家友人生平和他與之交往過程，為現代文學史留下珍貴回憶資料，并力求展現這些作家在文革中被歪曲了的真實面貌：

“只要有具體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語都損害不了一個好人，黑白畢竟是混淆不了的。”瑏瑥另一方面，巴金記錄了這些作家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被批斗、過早結束生命的珍貴史料。

如同他贊賞的《楊沫日記》一樣，巴金也希望以史為鑒，讓后人對作家們的遭遇有真實的了解和公正的評判：“我們不能保護一個老舍，怎樣向后人交代呢？沒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們怎樣向后人交代呢？”瑏瑦可以說，懷人系列散文就是巴金用筆建造的現代文學資料館。

明白巴金《隨想錄》自覺的“大文學”追求，從大文學視野出發，我們才能解讀屬于巴金的“真”：首先，這是一種自覺承擔歷史記錄和關懷的“真”，在假文學充斥的時代，巴金的“真”文學有醫治時代病的作用；其次，這是在歷史性和文獻性意義上的求“真”，《隨想錄》是巴金用筆建造的文革博物館和現代文學資料館，其歷史和文學價值不容低估。

明白“大文學—雜文學”是純文學之外的“別一種文學”，有其獨立的屬性和追求，就不會有對巴金之“真”的誤會。

當然，在中國的歷史概念中，除了事實的真切，“真”還有一層含義：誠摯。

中國古代文學的“誠”，除了“信”，還有“誠摯”之意， 《廣韻》云： “誠，審也，敬也，信也。”瑏瑧《尚書》曰：“至誠感神”，都言文學來自于作者內心的真情實感，“其情真”，然后才能“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于無愧。”在巴金的“大文學”概念中，真除了寫事實，也意味著寫真心，巴金坦言其寫作的秘訣是把心交給讀者。

同樣， “文革”十年浩劫消除的不僅是真話，還有真心，正因為隱藏了真心，才不見真話： “每次運動過后我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內縮，我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我自己也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瑏瑨甚至人們對自己也刻意隱藏真心，讓自己成為奴在心者。這種假文學抹殺了作家和讀者間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負了讀者們的信任。”瑏瑩因此巴金提倡誠摯、寫真心，在《隨想錄》中身體力行，首先是把心交給讀者，坦誠表達自己的愛憎，除了對“四人幫”的憎，更有對人民的愛：

“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會熄滅。

究竟是什么火呢？就是對祖國、對人民的愛，這也就是我同讀者的惟一的聯系。”瑐瑠其次，巴金認識到，十年動亂帶不走的，反而支持我們活下來的， “是愛，是火，是希望，是一切積極的東西。”這是保存我們民族不亡的根本，是前人希望通過我們留給后人的火種。正如文學家的責任是揭示真相，文學家的責任也是傳遞真情。

這也是支撐巴金在耄耋之年仍堅持寫作《隨想錄》，“如饑似渴”瑐瑡地喊著“我要寫，我要寫。……不償清債務，我不會安靜地閉上眼睛”瑐瑢的根本原因。

巴金創作《隨想錄》時的急迫感，來自于欠債要還的贖罪觀，更來自于對傳遞真情的責任感： “只有講了真話，我的骨灰才會化做泥土，留在前進者的溫暖的腳印里，溫暖，因為那里有火種。”瑐瑣在巴金的“大文學”中， “真”是歷史之真與個人情感之真的融合，恰恰是在極左政治時期，“真”被空前扭曲和淆亂。中國文學的思維“真實”被迫包裹著太多的觀念和態度，屬于官方認定的“真實”，這里被最大扭曲的就是個人情感的真摯性，借助“大文學”視野是回復“真”的途徑。

大文學雜取多式、自然隨意的寫作也形成了獨有的“自然技巧”，這就是巴金一直強調的“無技__巧”。

在呈現我們生存關懷的嚴重性的意義上，對技巧的談論本身可能包含一種危險性，有可能會以藝術的名義掩蓋甚至傷害我們表達的勇氣。巴金一直對此抱有警惕，到《隨想錄》更為自覺。大概到晚年，歷經人生磨難，更加清楚對中國人而言什么東西是至關重要的，什么東西是絢麗的浮云，所以巴金更加理直氣壯地談論和張揚“無技巧”的問題。

在巴金的“大文學”觀中，文學的要義是求真，在他看來，“真”的文學不需要技巧：“我說把心交給讀者，并不是一句空話。我不是以文學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說，我不追求技巧。”“我甚至說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真實，是自然，是無技巧。”瑐瑤十年浩劫的經歷讓巴金明白，說話漂亮的辦事卻不一定漂亮， “技巧”反而是騙子慣用的伎倆，因此他宣稱“無技巧”，更有一層對于“技巧”的警惕和有意遠離：“當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筆抹殺……但是對裝腔作勢、信口開河、把死的說成活的、把黑的說成紅的這樣一種文章我卻十分討厭。

即使它們用技巧‘武裝到牙齒’，它們也不過是文章騙子或者騙子文章。這種文章我看得太多了！”瑐瑥而在受到太多關于“無技巧”的批評之后，巴金更發現了對于“無技巧”的抵制背后的深意，抵制“無技巧”的背后是抵制直面“文革”，抵制“真”：

　　為什么會有人那么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

只有在頭一次把“隨想”收集成書的時候，我才明白就因為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圍攻，香港七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七個人一樣聲調，揮舞棍棒，殺了過來，還說我的“隨想”“文法上不通順”，又缺乏“文學技巧”。

不用我苦思苦想，他們的一句話使我開了竅，他們責備我在一本小書內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原來都是為了“文革”。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瑐瑦因而巴金更加理直氣壯地堅持“無技巧”，為了實現“大文學”求“真”的理想，巴金自覺遠離了可能妨害“真”的“技巧”。用純文學眼光來指責巴金的“無技巧”，是沒有領會巴金“大文學”的追求，正如魯迅所說： “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瑐瑧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 “大文學”的理念和認知時顯時隱，或自覺或不太自覺，但都形成了一條始終貫通的追求，在不同作家那里體現著其不同的內容。魯迅雜文是對流行的“藝術規范”的突破，因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體（大文學突破純文學規范）；當代《吳宓日記續編》屬于“野史”與個人文學表述的結合，在回歸文史一體的傳統大文學軌道上建構自己；巴金晚年隨筆則是對文學生存關懷的思想與藝術的基本原則的捍衛，從中格外突出了大文學“為了人生”的若干本質。

巴金“大文學”的另一個屬性就是“為了人生”：“我寫作是為著同敵人戰斗。”“我的敵人是什么呢？我說過：‘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瑐瑨在《隨想錄》寫作的年代， “為了人生”的具體內涵就是清除“文革”流毒，何以如此？ 因為“要產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沒有土壤，沒有氣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準備妥善……因為靠‘文革’獲利的大有人在…… ”瑐瑩何以要靠文學來戰斗？因為明明曾經或正在受著文革的害，人們卻不愿意提文革，過起了“瞞和騙”的人生，而在巴金看來，作家是戰士，是探路人，有責任揭穿真相，肅清流毒。

因此，巴金寫了“小騙子系列”號召大家不要諱疾忌醫；寫了“探索系列”，號召作家要“思想復雜”，探索根源。

他在《隨想錄》中探索發現， “四人幫”的本質就是封建流毒，“四人幫”為什么那樣仇恨“知識”？因為“知識”會看出他們的“破綻”，文化會成為對付他們的“武器”。然而巴金又發現，對封建流毒的思考不能只指向“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它們才會生意興隆。”瑑瑠我們為什么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我們為什么甘心傳播假話，變了牛，不思考，變了獸，去害人：

“我不斷地探索講假話的根源，根據個人的經驗，假話就是從板子下面出來的”。瑑瑡至此，巴金又把反思從“我們”具體到“我”__個人，出于恐懼， “活命哲學是我當時唯一的法寶”。瑑瑢不僅在同志遭遇不幸時， “沒有支持他，沒有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只是冷眼旁觀”。瑑瑣甚至為了過關，落井下石地發表違心之論。瑑瑤他甚至更深入地挖掘自己人性的殘忍： “在那個時期我不曾登臺批判別人，只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倘使我能夠登臺亮相，我會看作莫大的幸運。”瑑瑥巴金把人性挖得這樣深，正如他在１９９０年回憶隨想錄的寫作時說：“第一卷還不曾寫到一半，我就看出我是在給自己鑄造武器。”瑑瑦巴金的這件“文學的”武器，對準“四人幫”，對準社會，也對準自己，是對大文學“為了人生”的本質的有力捍衛。

進入現代中國之后，在外來“純文學”概念的沖擊之下，有學者將這種不能為“純文學”所涵蓋的，更為繁雜多樣的文字樣態稱為“大文學”。在我的閱讀視野中，最早在文學史著作中使用“大文學”概念的是謝無量，１９１８年他出版了《中國大文學史》，雖然這部著作并沒有明確定義什么是“大文學”，但是從它的實際內容看，顯然是為了將傳統中國的各種繁雜的文字現象納入“文學史”加以描述，作者意識到了所謂的“純文學”概念無法清理中國古典文學的獨特歷史。瑑瑧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雖然不時標舉“純文學”旗幟，但事實上卻依然生長著多樣化的文學形態，而傳統中國的雜文學觀念也繼續產生著影響。例如現代雜文和現代日記、書信都超出了“純文學”的認知范圍，需要在“大文學”的意義上加以讀解。

依然留存著傳統大文學（雜文學）觀念的中國現代作家的日記作品，更應該放置在大文學的視野下加以解讀。這樣的解讀，并不是簡單地把這些定位模糊的文體捧進“文學”的光榮殿堂，而是在兼顧歷史性與文學性的方向上，挖掘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個性和情懷的別樣的表達，解釋一種屬于中國自己的文學樣式。

引入“大文學”視野，將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

首先，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中，不應僅僅再以所謂“純文學”標準來篩選作家作品，注目于純文學虛構、想象、技巧的要素，取消或忽視“大文學”屬性的書寫的意義。

比如魯迅雜文、《吳宓日記續編》、巴金晚年的《隨想錄》散文等，就是“大文學”書寫的代表。

《吳宓日記續編》在“純文學”的眼光看來，只能作為吳宓研究史料，然而這無疑誤讀了把日記視為“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靈魂”的吳宓的本意。

只有意識到《吳宓日記續編》的“文學”本質，以“大文學”視野重做分析，才能看到吳宓自覺運用日記文體作為文學書寫的嘗試；透過晚年吳宓對思想、生存情況的記錄，看到他通過文學方式對歷史的自覺記錄和對人生意向的有意提取，從而讀出他對“文學”意義的理解和堅守。這是“大文學”視野才能提供的視角。

同樣，巴金被“純文學”眼光詬病“無技巧”的《隨想錄》，卻是巴金晚年最重視的作品：“五卷本的《隨想錄》，它才是我的真實的‘日記’。它不是‘備忘錄’，它是我的‘懺悔錄’，我掏出自己的心，讓自己看，也讓別人看。”瑑瑨只有運用大文學視野，我們才能讀懂晚年巴金在《隨想錄》中倡導的“真”的含義， “無技巧”的選擇，以及“為了人生”的本質，才能看到《隨想錄》對于巴金研究和對于中國文學的意義。

“雜文學—大文學”是一種融歷史記敘、個人見聞、思想筆記于一體的自由書寫，是通過文學完成的對歷史的記錄和審判，作家有自覺的文獻意識，以及對文學“為了人生”原則的捍衛。

這樣的“大文學”書寫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并不少見，而對“大文學”的認可和發現，將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發現曾經被我們遮蔽的意義。

其次，“純文學”是我們從西方引入的對文學狹義的定義，意在強調文學的“審美”，而排除“致用”。

但事實上，“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大文學”才是中國傳統文學固有的概念，并且從古至今，中國文學并沒有離開“大文學”存在的環境，文學現象本身仍然貯滿了社會歷史的內涵，文學和文學家也仍然承擔著社會歷史的使命。

從“五四”運動到第一次國共合作，從國民政府北伐到北洋軍閥覆滅，從“七七事變”到全面內戰爆發，從“反右”斗爭到文化大革命，２０世紀中國社會現實的動蕩滲入到了每一個中國人生活、情感的細枝末節中。政治歷史變動對文學也有直接影響：國家對于文藝的導向和管控、書報檢查出版制度的調整，文人作家管理制度和生存環境的變__化，作者和讀者群的流動與分化等都讓文學本身是社會現實的反映。

身在其中的作家也有自覺的使命感，如魯迅所說：“我不是批評家，因此也不是藝術家……因為并非藝術家，所以并不以為藝術特別崇高，正如自己不賣膏藥，便不來打拳贊藥一樣。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時代人生的記錄。”瑑瑩巴金晚年也有過相同的論調： “我說，我不是文學家，不屬于任何派別，所以我不受限制。……

惟其不是文學家，我就不受文學規律的限制： ‘我也不怕別人把我趕出文學界。’我的敵人是什么呢？

我說過：‘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瑒瑠魯迅和巴金所說的不是藝術家、文學家，即是指不是“純文學家”，而是記錄人生， “為了人生”的“大文學家”。

唯有看清中國文學的實質仍然是“大文學”，中國作家的自我認識仍然是“大文學家”，才能把握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實質。

而海外漢學家以西方“純文學”的概念指責中國現當代文學沾染了過多的社會現實和意識形態，斥為“凋零”，即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隔膜。

最后，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大文學”視野的發現，也必將意味著一種不同于“純文學”的研究方法的發現。“雜文學—大文學”概念意義的文學，不僅文體雜糅，也涉及多種學科，如傳統經學、心理學、歷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

如巴金《隨想錄》意圖建立文革博物館和現代文學資料館的歷史文獻意識， 《吳宓日記續編》在歷史和經濟史意義上的詳細記錄等， “大文學”意義上的文學作家創作從來就不局限于文學范圍內，他們有自覺的跨學科眼光。

因而，對“大文學”作品的解讀也應該有自覺的跨學科視野。

正是為此，我們必須注意到民國社會體制下獨有的經濟形態、社會政治、社會文化等組成的對文學的發生發展有影響的“民國的文學機制”，以及相應的，完全不同形態的“共和國的文學機制”，而這正是研究“雜文學—大文學”視野下的文學必須具備的知識框架。

提出“大文學”問題，不是以此重新核定中國現代文學的道路和發展，而是揭示這一可能被長期忽略的內在元素，也不意味著未來中國文學一定沿著“大文學”的方向發展，而是提示忽略這些內在素質可能造成的問題。“大文學”問題的提出，也許不失為文學“補鈣”的一種途徑。

［注　釋］①　最早從“真”的角度評述、肯定《隨想錄》的代表性論述有：吳周文《他的整個心靈在燃燒———論巴金散文近作》，《齊魯學刊》１９８３年第６期；丹晨《“把心交給讀者”———讀巴金近作〈真話集〉》， 《當代作家評論》１９８４年第３期；傅安《巴金〈隨想錄〉讀后》，《當代文壇》１９８４年第８期；吳歡章《巴金〈隨想錄〉的藝術境界》，《當代文壇》１９８５年第１０期。

②　林賢治：《巴金：一個悲劇性的存在》， 《新京報》，２００５－１０－１９。

③　狄馬：《紀念什么先于紀念———以巴金為例》，《社會科學論壇》，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④　惠雁冰：《意識形態粉飾下的平庸———巴金〈隨想錄〉》，《二十一世紀》，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號，總第１０４期。

⑤　惠雁冰： 《意識形態粉飾下的平庸———巴金〈隨想錄〉》，《二十一世紀》，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號，總第１０４期。

⑥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０頁。

⑦　郭璞注、邢昺疏： 《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９頁。

⑧　巴金：《未來（說真話之五）》，《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７、３３８頁。

⑨　巴金：《未來（說真話之五）》，《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７頁。

瑏瑠　巴金： 《二十年前》，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０８頁。

瑏瑡　巴金：《文學的作用》，《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９頁。

瑏瑢　巴金：《附錄我和文學》，《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５頁。

瑏瑣　巴金：《“文革”博物館》，《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０３頁。

瑏瑤　巴金：《現代文學資料館》，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５２頁。

瑏瑥　巴金： 《懷念列文》，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７５頁。

瑏瑦　巴金：《懷念老舍同志》，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__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３９頁。

瑏瑧　周祖謨：《廣韻校本》“下平聲卷第二”，“清第十四”，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９３頁。

瑏瑨　巴金：《說真話》，《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９８頁。

瑏瑩　巴金：《說真話之四》，《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３頁。

瑐瑠　巴金： 《我和讀者》，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４７頁。

瑐瑡　巴金：《“從心所欲”》，《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４５頁。

瑐瑢　巴金： 《在尼斯》，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８頁。

瑐瑣　巴金：《病中（四）》，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６０頁。

瑐瑤　巴金： 《探索之三》，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９頁。

瑐瑥　巴金： 《探索之三》，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９頁。

瑐瑦　巴金：《合訂本新記》，《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頁。

瑐瑧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白莽作〈孩兒塔〉序》， 《魯迅全集》６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４９５頁。

瑐瑨　巴金：《附錄我和文學》，《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２、２３３頁。

瑐瑩　巴金：《“文革”博物館》，《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０３頁。

瑑瑠　巴金：《一顆桃核的喜劇》，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０頁。

瑑瑡　巴金：《說真話之四》，《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４頁。

瑑瑢　巴金：《現代文學資料館》，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５２頁。

瑑瑣　巴金：《懷念滿濤同志》， 《隨想錄》，北_______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２頁。

瑑瑤　巴金： 《懷念胡風》，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５３頁。

瑑瑥　巴金： 《解剖自己》， 《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４１頁。

瑑瑦　巴金：《致樹基（代跋）》，《隨想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６０頁。

瑑瑧　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１８年版。

瑑瑨　巴金：《致樹基（代跋）》， 《巴金全集》，第２５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１３頁。

瑑瑩　魯迅：《三閑集·文藝與革命》，《魯迅全集》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９３頁。

瑒瑠　巴金：《附錄我和文學》，《隨想錄》，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３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