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落淮南葉，難為江上心。衡陽問人遠，湘水向君深。欲逐孤帆去，茫茫何處尋。［１１］兩首詩同寫相思，前詩寫病中妻子對丈夫的相思，后詩寫朋友之間的相思。但其所用意象卻有很大差別。這種差別不僅是語言能力問題，更重要的是患病的妻子和集詩人與朋友于一體的身份，有著各自的話語體系。徐詩“曠廢兮侍覲”“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更體現了妻子的地位和對丈夫的依賴，是夫妻身份的情話。劉長卿詩寫朋友之間相思的煎迫，但全詩卻只是說自己在楚地見不到朋友的孤獨，當秋天到來時更加深了對朋友的思念，南來的大雁沒有帶來朋友鄭協律的音信，相思之情如同湘江流水源源不絕，全詩沒有夫妻的“情語”，也就沒有夫妻之間的那種“體溫”。因而，除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任何社會雖然都不會明確規定哪些話語為哪些人所使用，但每一個人所具有的身份卻決定了他所使用的話語體系。

所以說，每一身份都具有與之相應的知識、話語體系與行為方式。正因如此，每一身份才有了特定的話語資源，使“什么身份說什么話”成為可能，也就有了許敬宗和蘇軾的同一主體而不同作品話語的不同。

三、主體以身份的經驗獲得相應的內涵

人類有著豐富的知識，但知識原本是外在于人的。各種知識通過主體在文學中得以顯現，但這些知識也都原本是外在于主體的，并非生活在某種知識的環境中就一定有該環境中知識的書寫。

在歷史上可以看到大量諸如此類的事實。戰國時“楚材晉用”，楚國有不少人到其他諸侯國謀取發展，而屈原卻至死也不愿離開楚國。魏晉時玄學興盛，清談成為風尚，但敦于儒學的也大有人在，如《晉書》卷六十八載楊方“公事之暇，輒讀《五經》”［１２］，卷九十一載虞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１３］。魯迅與周作人為兄弟，身處同樣的社會現實，但兩人的價值觀、文學風格都有極大差異。

這種情況說明，時代、政治、經濟、思想觀念、社會風尚等外部環境雖然能夠作用于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情感等，但并不對每一主體都產生必然的影響。可見，許多社會現象雖然產生于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但思想意識一旦轉化為社會現象而存在，它便與思想意識分離開來，成為一種獨立的存在。它要進入人們的思想意識，就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需要溝通外在與內在的渠道。

同樣，每一時代的政治、經濟、思想觀念、社會風尚乃至自然等，雖然對整個文學會有必然的作用，但卻并不是對每一文學主體的創作都有必然的影響。濃厚的楚國巫風在屈原的《離騷》《九歌》《天問》等作品中散發著瑰麗的光芒，而同一時期同樣具有楚人身份的宋玉的作品則無論《九辯》還是《風賦》等卻很少顯露巫風的神秘氣息。初、盛唐時期，佛光遍地，但除了俗講和變文中透顯出它的影響外，文人創作只有王維等少數作家受到影響。明清時期，通俗小說不僅在民間而且在眾多文人中間風行，馮夢龍、熊大木、余邵魚等一大批人都聚集在通俗小說旗幟之下，為其推波助瀾，演義小說的創作如吳門可觀道人在《新列國志序》中所說，自羅貫中作《三國演義》一書，按照史書寫成百多回通俗小說，此后模仿者便層出不窮，由此而有“夏書”“商書”“西周列國志”“殘唐”“南北宋”等眾多通俗演義小說［１４］，但也有一大批文人如宋濂、王祎、方孝孺、王慎中、唐順之等以散文稱雄，如高啟、李夢陽、李東陽、劉基、袁凱等以詩著名。可見，并不是社會有什么潮流風尚，所有的文學主體便都必定隨波逐流。眾多的文學史和研究著作在闡釋每一時代的文學時，總愛有一個時代背景介紹以闡明文學與社會風尚的必然聯系，而這其實很難得出某些作家作品要素產生的必然性結論。

在同一外部環境中，人們的思想行為、文學創作有著受其影響與否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外部條件對主體并不存在同步互動的必然作用。主體可能受外部環境影響，也可能完全不受外在環境影響。這說明，外部環境要進入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對文學產生影響，也必然有一個特殊的載體。

這個特殊的載體是什么呢？

自弗洛伊德提出個體無意識理論后，這種理論便被廣泛用來闡釋文學現象。榮格提出了集體無意識理論，認為人類先天具有種族記憶，其“原型批評”學說主張從集體無意識心理中去探討文學藝術的主體根源。雖然弗洛伊德和榮格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能解釋文學創作中“為什么說這些”的問題，但人類絕大多數行為都是受意識支配的結果，人們的行為基本上都是具有明確目的的行為。

有了旅游沙漠的意識，才會花錢去享受沙漠游走的那份艱辛；有了賺錢的欲望，才會去購買股票或進行投資；同樣，也不會有人受潛意識的支配毫無目的地去著書立說。文學論文代寫 代寫論文 http://www.tskan.cc{aspcms:page}

文學創作亦是如此。不僅有為政治的、為交際的、為宗教的、為經濟的，也有為文學的文學，但都是意識即一定動機支配的結果。而且，任何文學的外在只有被主體對象化了，進入人們意識層面，才能作為文學的描寫對象。屈原因為有著對原始宗教和神話的認知，才有了《九歌》人神相知相戀的描寫；陶淵明有了田園生活的切身感受，故其詩具有田園生活的濃郁氣息；張衡沒有對田園生活的認識，故雖然《歸田賦》也寫了田園生活的樂趣，但他那“仰飛纖繳，俯釣長流”的“般游之至樂”透露出來的，就全然沒有陶淵明《移居》詩中“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１５］的那種鄉村風情。我們強調想象在文學創作中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想象之中的一切仍然是意識層面的存在。這就正如我們說審美之“美”是客觀的但又是主觀的，只有將客觀的“美”轉換為主觀的“美”，文學藝術才能將“美”表現出來。不然，“美”也就永遠是一種客觀的外在。因而說，任何文學外在要轉化為文學的內在，首先必須使外在于意識的存在轉化為主體意識的存在，外在于文學主體的知識體系和行為方式才能轉換為主體意識中的文學話語體系。

主體通過經驗來認知外在世界，西方的經驗主義學者對此有眾多論述。但外在世界通過什么經驗轉換為主體的意識，卻無人給予解答。那么，主體經驗是通過什么獲取外在信息而轉化為主體意識中的文學話語體系呢？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必須看到，不同身份產生于不同生產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都具體表現為一定性質的行為。這說明，每一身份的內涵不僅是一定性質行為的產物，而且必然通過一定性質的行為而獲得。一定性質的行為經驗是獲得某種身份即一個人的知識體系、行為方式的唯一途徑。每一個人要獲得原本外在于他的某種身份的知識體系、行為方式，必須具有與其相對應的身份行為經驗。這可從兩方面理解：

首先，主體經驗是一定性質行為的經驗。人類的社會生活，根據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分工不同，可分為不同的領域，如政治、宗教、經濟、軍事、學術、文學、藝術、歷史等。在這眾多的領域內，除學術行為外，其余的都是直接生活行為經驗。不同性質的行為以各自的行為方式為特征，并通過各自的行為方式對行為對象進行體認，產生出這一領域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確立各自領域的范疇，形成各自行為的性質。當不同領域的性質一旦確立，主體進行某一領域的行為也就必然是一定性質的行為。如宗教區別于商業活動，在于它對神靈的頂禮膜拜，并通過對神靈的祭祀和一系列教義教規對教徒的行為進行規范而表現其特性。商業在于通過商品買賣，商家和顧客之間進行交易而表現其特性。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生產生活領域分工越來越細，但這并不妨礙每一細小領域的生產生活方式存在的特性。不同的生產生活領域的各自特征，形成了它們之間的差異，并將它們區分開來，同時也賦予了每一生產生活領域行為的一定的性質。

在人類的生產生活活動中，也存在兩種乃至兩種以上活動交融的情況，如軍事是政治的最高表現形態，又如作為學術活動的政治學并不屬于政治范疇但卻服務于政治。在先秦時期，禮樂制度將政治與宗教、經濟等混融于一體，宗教活動常常也是政治、道德活動。《禮記·祭統》說祭祀目的有不同方面，如對鬼神的態度，君臣、父子、貴賤、親疏、上下、夫婦、長幼的等級秩序，賞罰、政事的公平等［１６］卷四十九，ｐ１６０４－１６０５，這不僅是對鬼神的膜拜，更是要通過祭祀表現君臣、父子、貴賤、親疏、夫婦、長幼、上下的等級規范，并通過等級規范來向祭祀的參與者表明政事、爵祿、獎賞方面存在差異的合理性。可見那時政治與宗教密不可分。這類幾種不同領域活動交融的現象，讓人有時難以確定其行為特性。但我們注意到，不同領域的交融存在主次問題，如西周、春秋的宗教活動不過是政治的附庸，就像那時的文學藝術附庸于政治一樣，后人一旦將其屬性區分開來，確定它們各自的特性之后，主體不同領域的活動也依然可以被認為是一定性質的行為。

當生活世界的每一領域一經產生，它就以其生產生活的特殊性而成為客觀存在。在社會中，每種生產生活可以說都歸入了一定的領域，每一生產生活領域都有一定的特性，這種特性賦予每一生產生活領域行為的特性。故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行為經驗都是一定性質的行為經驗。

同時，主體對外在的認知都是通過一定身份的經驗而實現的。每一個人在現實中雖然基本上都有固定的職業身份，并主要以職業身份出現在生產生活之中，但這并不限制他的其他行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是多種性質行為的實施者，或者說是多種活動的行為主體。一個中國歷史學者，研究中國歷史是其主要工作，但他同時也可以繪畫、寫詩，甚至從事園藝，同時侍奉父母、養育兒女。文學論文代寫 代寫論文 http://www.tskan.cc{aspcms:page}

雖然從事這些活動的是同一人，但由于行為的性質決定行為主體的身份，因而這些活動的性質不同，行為主體的身份也就不一樣。他研究中國歷史是用中國歷史研究者身份，作畫是用畫家身份，寫詩是用詩人身份，侍奉父母則以兒女身份出現，養育兒女又使用的是父母身份。因而，主體一定性質的行為是一定身份的行為。

同一主體既然可以進行多種不同性質的行為，他在實施某一行為時也就絕非以“主體”這一角色而是以“主體身份”出現的。換句話說，不是“主體”在實施某一性質的行為，而是主體以“一定的身份”在實施某一性質的行為，是主體的“身份”將主體與某一性質的行為活動溝通起來，而進入某一性質的行為活動。所以，當你不具備“魏晉人”這一身份時，你便無法去參與“魏晉人”的活動；當你不具備“省長”這一職務時，你便不可以去實施“省長”對某省的管理行為。今天的人通過學習“魏晉人”的放誕而模仿“魏晉人”的放誕行為，雖然他不是“魏晉人”，卻可以是以擬“魏晉人”的身份實施“魏晉人”身份的行為。可見，主體的身份才是主體在一定性質行為中的關鍵所在。

社會的一切生產生活，包括各種思想、思潮、風情、環境、語言等，原本都是外在于主體意識的客觀存在。這種客觀存在，應該說都是主體不同身份行為的對象范疇。既然主體通過一定的行為經驗來認知這些外在，將其轉化為意識，包括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行為方式、語言、情感意緒等，而主體一定的行為經驗又都是一定身份的行為經驗，于是，主體身份便成了溝通主體與客觀外在存在的唯一渠道。換言之，主體是通過不同身份的行為經驗而獲得原本外在于主體的相應的知識體系和行為方式，如農民通過相應身份的行為經驗而獲得農業生產知識及行為方式，軍人通過軍人的相應行為經驗而獲得軍事方面的知識體系和行為方式，醫生通過醫生這一身份而有了大量的醫學行為體驗而獲得醫生的行為方式和知識體系。這也就是說，諸如職業身份、學術身份、團體身份、宗教身份等，更多的是通過身份的一定性質的行為經驗而獲得相應的知識及行為方式。

人類的經驗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行為經驗，一是知識學習。行為經驗是人類最普遍的認知方式，生產技能、社會風俗習慣、語言習慣、生活方式等多是通過這一認知方式作用于主體。這種認知所得到的知識，雖然多是感性知識，但對主體卻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對主體的情感傾向、行為方式、話語體系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主體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形成的基礎。知識學習是指通過書本或其他途徑獲得知識。在知識學習中，主體雖然不一定直接進入現實經驗，但由于知識體系是身份內涵的關鍵內容，有些身份如學術身份就主要是通過相應知識的獲得而獲得。因而，一個人如果具備了一個哲學家的知識便獲得了哲學家的身份，具備了語言學者的知識便也就有了語言學者身份。相反，如果一個人不具備某種身份的知識，他也就不具備某種身份。知識的學習事實上也是一種身份經驗。所以說，身份經驗是形成主體意識，包括個體價值取向、行為方式、語言、思想觀念、性格的唯一途徑。

中國文學的創作情況可以較清楚地說明這一點。中國文學有著時代、地域、民族、團體、職業、不同作家作品、同一作家作品的差異之分，正在于每一主體的時代、地域、民族、團體、職業以及主體具體行為身份的差異。后代作家可以通過“文人”或其他某些身份的學習，獲得前代文學的認知，繼承前代文學的某些特色。但由于他的時代身份使他不能像前代人一樣去體驗前代人生活的全部，他所在時代的生活對他的價值意識和生活方式有著更為深刻的作用，故后代人的創作總是在繼承中存在著與前代文學的差異，如唐詩重意境而宋詩重理趣。前代作家因不具備后代作家的時代身份，唐代傳奇自然不會有明代小說《三言》《二拍》中的那種市民風情。庾信前期生活于南朝宮廷，官員身份使得他獲得了南朝宮廷的生活體驗和審美情趣，使得他的早期創作多為宮體，輕艷流蕩，富于辭采之美，呈現出南方特有的審美情趣。而他晚年入北之后，因羈旅他鄉而獲得羈旅身份生活經驗與因北朝官員身份而獲得的北方鮮卑民族生活經驗融于一體，就有了“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的成就。王維沒有佛徒的身份經驗，他也就不會有佛教的知識和信仰。高適、岑參正是因為具有將士的身份經驗，使他們對邊塞將士的生活和邊塞的風物有著切身的體驗和認知，才得以使邊塞生活和邊塞風物進入他們的創作。徐霞客因其旅行家的身份經驗，才使他獲得了原本外在于他和文學的各地的風物人情和地理知識，將其轉化為《徐霞客游記》的內容。同樣，如果近代沒有一批學者獲得旅歐、旅日的留學人員身份，這一批學者也就不會有對西方文學的認知并將其引入中國，進而形成中國文學及其研究的轉折。文學論文代寫 代寫論文 http://www.tskan.cc{aspcms:page}

因而，是主體的一定身份經驗打通了文學外在與內在的障礙，讓外在于文學的思想、思潮、風情、環境、語言等沿著身份經驗這一通道進入主體意識，并通過與身份相對應的知識系統的體認，將其轉化為主體的意識及身份內涵，形成主體的價值取向、行為方式、語言、思想觀念，并作用于他的創作，形成作品的審美價值取向和言說方式。也就是說，主體是通過時代、地域、民族、職業、團體、學術思想、倫理等方面身份的行為經驗，對原本外在于主體意識的社會思潮、風情、環境等進行認知，轉化為主體的意識存在，形成文學的素材、題材、創作思想、審美價值取向等，從而進入文學作品之中。我們將這一過程概括為：

　　文學外部環境→主體對外在環境的身份經驗→主體對外在環境的身份經驗獲取與身份相對應的信息、知識、話語體系→將身份經驗獲取與身份相對應的信息、知識、話語體系轉化為主體的意識存在→反映于主體一定性質、身份行為過程中的“文字單元”，即文學的內在文學主體的身份是將外在于文學的社會環境包括思潮、民情、風俗、語言等等轉化為文學內容、審美價值取向的關鍵。

四、結　語綜上所述，不同主體以及同一主體不同作品之間存在差異，是因為主體行為性質的不同。行為性質的不同，帶來了行為身份的差異。因每一身份都有著特定的知識和行為方式而產生的特定話語體系，故主體言說身份構成的差異也就帶來了主體創作的差異。而每一身份有著一個特定的話語體系，正在于任何一個主體都是以身份的經驗，將外在的過去或當下的知識體系進行認知，轉化為主體內在的思想意識和審美情感。主體的身份經驗是文學的外在轉化為內在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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