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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故事本當指以隋唐時期人物、事件為題材的一系列敘事文學作品,但唐宋元明清以來,中國各體文學實際發展中,對隋唐人物、事件的敘寫集中在一個特定歷史階段,上起隋唐易代之際,下至武則天大周政權結束、唐朝中興為止。包含三個互相關聯的階段:第一階段隋唐易代,第二階段征東征西掃北,第三階段薛剛反唐與唐朝中興。三個階段的故事和人物緊密關聯,形成有機聯系的系列性。
不僅很多人物跨越不同階段,而且人物性格也保持前后統一,程咬金等更密切聯系三個階段。寫這三個階段故事的各種體裁的敘事文學作品,創作時間從唐代持續到清代,但女將出現并得到生動塑造,是在明清時期的一系列敘事文學作品中。這些女將藝高膽大,馳騁疆場,分擔乃至替代男性承擔定國安邦的重任,別是一番風景。
一隋唐故事中的女將,其形象歷經一個逐漸演變發展的過程。
(一) 人數越來越多,作用越來越大
(二) 早期的隋唐故事,是男性的世界,他們運籌帷幄,沖鋒陷陣,主導政治軍事斗爭,主宰天下興亡。
女人囿于深宮大院,爭寵固愛、相夫教子成為畢生事業。明清時期,隋唐故事中不僅有女將出現,而且人數越來越多。以小說為例,可以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以明代《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大唐秦王詞話》《隋史遺文》為代表,參與戎機戰事的女性僅一二人。諸書都寫李淵女李氏,此外,《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寫起義軍統帥李商胡母霍氏,《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寫反王朱燦妻樊氏,但她們作為女將,形象是模糊的,她們的武藝本領、軍事才能、臨陣殺敵的英雄氣概,都缺乏具體深入的表現。
第二階段以清康熙年間《隋唐演義》為代表,描寫4 員女將:李淵女李氏、陳陽春太守馮寶妻冼氏、拓拔魏人花乘女花木蘭、反王竇建德女竇線娘。
不但女將人數較前諸書多二三員,而且英雄氣質得到較充分的表現。以竇線娘為例,她的故事占近十回篇幅,其兵器、膽略見識、臨陣對敵的颯爽英姿,都得到較為細致的刻畫。‚慣使一口方天戟,神出鬼沒,又練就一手金丸彈,白發百中‛[1]311,從兵器、武藝表現其英雄了得;‚建德每出師,叫他領一軍為后隊,又訓練女兵三百余名,環侍左右。他比父親,更加紀律精明,號令嚴肅,又能撫恤士卒,所以將士盡敬服他‛[1]312,表現其實戰能力、軍事領導才不足以戡平禍亂,如遇患難,此輩咬文嚼字之人,只好坐以待斃,何足為用?‛[1]33 有自己的擇偶標準,武藝高強居首,相貌文才俱佳居次。她親自排兵布陣試探柴紹武藝,在確定對方符合自己標準后方允婚,體現出一定的自主意識與反叛精神,其情感婚姻被動與主動兼具。竇線娘與羅成在戰場相遇,交手時互相欽佩對方武藝,心生愛意,私訂終生,表現出一定的主動性,其愛情具有現代意義。但她又認為‚婚姻大事,非兒女軍旅之間可以妄談‛[1]316,定要羅成遣媒說親,給皇后的奏章中也稱‚禮重婚姻,必從父母‛[1]408;在愛情通往婚姻的道路上,因為禮法的羈絆猶豫退縮,費了幾多周折才奉旨完婚;婚后儼然一個恪守封建規范的大家閨秀,反叛精神不足。
自《說唐全傳》始,賦予女將們較李氏、竇線娘更強烈的自主意識、主動性、反叛精神。黑夫人被尉遲恭俘虜,起初不肯就范,在暴力下失身,不想情欲得到極大滿足,于是由被動轉為主動,盡情享受兩性歡娛并因此心甘情愿嫁給尉遲恭。白夫人舍孟海公轉嫁尉遲恭,原因也在此。從這一層面說,她們的婚姻建筑在‚人欲‛而非‚天理‛的基礎上,主體性是突出的,也是自由的,與女性主義暗合,RitaFelski 指出:‚女性的自我發現,常常表現為對虛飾文明的拒絕及‘自然’的本能的重新發現。‛[2]301另一部分女將在反傳統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她們有朦朧的自主意識,如殷楚鴉,‚他要自擇匹偶,必要與他一般有力、一股形狀,方肯許配終身。‛[3]157遇到心儀的男子主動追求,自薦婚姻,如紀鸞英、飛鏡公主、銀杏、金桃,甚至以武力逼婚,如盛蘭英、尚姣英、屠盧公主、樊梨花、竇仙童。男性的英俊往往是女將情感的觸發點。女人被俊男吸引和男人鐘情美女一樣,是兩性間最天然的生理反應,是本能,女人不只是男人的審美對象與欲望對象,也是審美主體,她們對男性也有評判權和選擇權。
求之不得時,她們也會運用武力脅迫男人就范,女人不只是被攫取的對象,也可以成為自上臨下的攫取者。即使馬賽飛、蘇錦蓮這兩個已做人婦的女將,當她們分別遇見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的羅成,勝比宋玉、貌若潘安的薛丁山,也會怦然心動,求一夕歡娛。本能、欲望、情感成為支配她們行為的原動力。女將們在諸多情境中總處于主動和支配位置,這意味著,她們處于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狀態中。
為順利實現自身情感欲望,她們力排一切障礙,不惜棄家叛國,如屠盧公主為嫁作羅通婦,背叛自己的臣相父親、皇帝養父,引領唐軍長驅直入掃平祖國;樊梨花走得更遠,為嫁薛丁山,不惜殺兄弒父,一路領兵蕩平故國。她們嚴重背離傳統禮法社會的要求,正體現出相當充足的決斷力與反叛精神。
二不可否認,隋唐故事中女將大量出現以及她們馳騁疆場、臨陣擇偶、自薦婚姻的情節模式,離不開廣闊的時代背景,包括明季多奇女子,遼金元以來契丹、黨項、蒙古、色目、女真族異質文化粗獷習氣的浸染,等等。但隋唐故事中女將形象的出現、發展,更有著深層次的文化心理積淀。
(一) ‚女強男弱‛模式的襲用與功利思想的沉淀
中國傳統文學中的‚女強男弱‛模式可以粗略分為兩類,一是富家小姐與寒門小子,一是異類女性與凡夫俗子。四大傳說中的孟姜女故事、梁祝故事,文人小說《鶯鶯傳》等均屬前者,‚女強男弱‛體現在社會經濟層面。四大傳說中的牛郎織女故事、白蛇傳,唐傳奇《柳毅傳》及《聊齋志異》中諸多愛情婚姻故事等均屬后者,‚女強男弱‛體現在個人能力方面。中國古代由男性把持話語權,這一模式背后實際承載的是男性的心理訴求,他們期望通過和女強人的結合,改變現有經濟、政治地位,分擔社會責任。隋唐故事越發展到后來,女將本領往往高于男性,取代男將在戰爭、國家事務中發揮關鍵作用,這是‚女強男弱‛模式的延續,其間當然也有所寄托。
隋唐故事發展到明清,多數是中下層文人為滿足市民階層文化娛樂需求而創作,必然迎合市民階層的審美情趣。平常百姓承受生活的重壓,尤其經歷明清易代的混亂,生存變成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們喜愛的女性是能夠與他們并力操持生計,共同承擔生活重擔,里外都是一把好手的賢內助、賢外助。健康、勤勞、能干、堅強的女性是他們心中渴望的佳偶。隋唐故事中的女將,無論妍媸,無論出生江湖草莽還是官宦巨族,都是一派平民作風,含蓄溫文的少,直爽潑辣的多;均具備勇敢堅毅的品質,與男子一樣浴血沙場,以超凡的本領幫助丈夫建立功業,既是男子生活的伴侶,又擔當男子事業的強大支持者。這樣的女性正是市民階層愿望、理想的折射。其根源,都是追求婚姻利益的最大化。
(二) 臨陣求偶、自薦婚姻的情節模式與‚俠女求偶‛母題的影響
唐傳奇《虬髯客傳》最先揭開俠女求偶帷幕。__能與威信;提出先除魏刁兒以絕后患,再與唐軍會宋代王明清《玉照新志》載宋神宗熙寧年間,一俠婦以求偶來避仇,開始新的生活,見自己選中的書生不愛自己,也不強求,避仇成功就另謀出路,以不卑不亢的態度保持了獨立與尊嚴。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載蘇州某年輕商人回家完婚,乘舟過太湖,船戶兄弟二人俱大盜,有一妹艷麗能武。商人見少女可愛,頻頻注目,言語帶調笑。少女提醒商人今晚將不妙,問他曾娶妻否。商人回答此行即為完婚,并求少女搭救。少女情動,手刃二兄并持遭二兄殘害之人的發辮到官府中歷數罪狀。官府認為少女功過相抵,命商人娶為妻以報救命之恩。少女堪謂盜俠,她早對兩個兄長草菅人命不滿,暗中搜集罪證,一旦遇到心儀的對象,就決不放過難得的機緣,甚至聰明的用官法保護成全自己。類似故事筆記傳說中還有不少。女將與俠女相似,也處于一種非常態的生活方式中——馳騁疆場,自然沾染江湖野性、草莽風習,這使她們區別于傳統大家閨秀或小家碧玉而具有豪縱不拘的個性。當她們從對手身上發現長久追尋的愛,發現確證自身女性價值的最佳方式,便為自由縱放情性所激發,超越種種傳統倫理規范主動求偶。女將臨陣自薦婚姻的情節模式實是俠女求偶母題的延伸與變形,只不過江湖環境轉換為戰場環境,情感發生雙方的身份發生一定的變換。俠女求偶母題是女將臨陣自薦婚姻情節模式的有力橫向依托。
(三) 漢族、異族女將婚戀差異與大漢族主義
隋唐故事描寫的女將,漢族身份占多數,與異族女將相比,她們的愛情婚姻自主性不夠強。她們雖有感情悸動,但缺乏那種不顧一切、排除萬難追求婚姻自主的堅韌,往往體現出對傳統禮法的自覺遵從、回歸。李氏的婚姻基本由父親做主,她雖然顧慮柴紹未盡如己意,但沒有公然反對父親的意愿,原因便是‚此事父母主之,女孩兒家,何得專主。‛[1]23她主動試探柴紹,覺得中意后留下定情信物,體現一定的主動性,但整個試探過程,她一直深居閨中遙控指揮,未拋頭露面,顯示出一個教養良好的大家閨秀的風范,這也留下一個疑問:倘若柴紹武藝平平,不合她的擇偶標準,她會反抗父母之命嗎?
竇線娘雖鐘情羅成,私訂終身,但到底經楊義臣為媒,父母首肯,最終奉旨成婚。薛金蓮并不甘心嫁給丑陋的竇一虎,但‚見父親允了‛[4]222,又有師傅作伐,也就應承了。陳金定雖生長于西番,但實是漢女,父親是流落西番的隋朝總兵,按薛仁貴的觀點‚必然知理‛[4]148,那么生養教導出的女兒不說知書達理,想必是懂得些禮義廉恥的,因此陳金定救下薛丁山后,只道‚還有言語相問‛[4]149,并未刻露愛慕之情和急切想嫁的意圖。她與薛丁山的結合是父親之命,程咬金做媒,對方家長首肯的明媒正娶的傳統婚姻。金鏢公主由于師傅吩咐和薛強有姻緣之分,父親首肯,于是嫁與薛強。殷楚鴉有自擇匹偶的愿望,但也認同‚反周為唐事大,女兒姻親事小,任憑爹爹作主。‛[3]157 她的婚姻對象經父親推薦,胡國公秦文主婚。說到底,這些女將的婚姻不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主流文化。黑、白夫人與尉遲恭的婚姻最初建立在被迫基礎上,黑夫人等同于被尉遲恭強暴,白夫人被尉遲恭俘虜,有迫于形勢下嫁的意味。
另一部分漢族女將如盛蘭英、紀鸞英、飛鏡公主、尚姣英,她們有自薦婚姻的勇氣,乃至有以武力逼婚的魄力,但她們在一定程度上被異族化,表現一,她們或是偏僻之地的山大王或是邊關守將之女,地域身份的特殊性賦予她們一種蒙昧未開化的異族韻味,那么做出逾禮的行為也就在情理中了。
表現二,她們起初都不屬于唐軍陣營,是需收服以服王化的對象,與異族的屬性、作用無異。當然,與異族女將相比,她們在反傳統反文化的道路上走得并不算太遠,起碼她們在追求美滿婚姻實現的過程中未帶給父母家族致命損害,相反,她們的婚姻帶挈她們的家族躋身王師之中,為主流社會所接受,按傳統觀點可謂利在家族,功在社稷;用當今時髦的話語就是‚雙贏‛。
至于異族女將,她們見到心儀的男子,不僅主動出擊,即使遭到對方拒絕也并不輕易放棄,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包括以對方的性命相要挾,以投入對方陣營為條件,乃至犧牲父母親族國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直至達到成就婚姻的目的。屠盧公主、樊梨花均如是。銀杏、金桃是代表自己國家作為西遼的盟軍參與和唐朝的戰爭的,她們戰陣招親,臨陣倒戈,雖沒有給自己的親族國家帶來毀滅性的損害,但她們的行為是導致西遼戰敗的重要因素,某種程度上也間接背叛與損害了自己國家的利益,因為從常識講,國與國之間的結盟必然是基于一定的國家利益的。也就是說,按傳統倫理綱常,她們的行為就屬于不知羞恥,不忠不孝。
通過對女將愛情婚姻的描寫,展示出異族女將與漢族女將不同的特點。異族女將為實現愛情婚姻總是不惜付出一切代價,她們背父叛國自主擇偶的行為被賦予一種蠻夷之邦風化未開,不懂倫常的意__蘊,隋唐故事中的男英雄(實際就是作者自己)就經常指斥她們是‚不忠不孝的畜類番婆‛。漢族女將則大多知理守禮,即使稍有逾禮法處,也呈現回歸之趨勢。那些臨陣自擇的漢族女將,其背離傳統倫常的程度也遠不如異族女將,且她們某種程度上被異族化了。這都體現出漢民族文化上的優越感。
馬賽飛、蘇錦蓮是比較特殊的例子。與多數女將未婚的狀況不同,她們均‚羅敷有夫‛;與黑、白夫人不同,黑、白二人叛夫再婚有被迫的因素,馬、蘇卻是‚見色起意‛,主動再擇,很有‚蕩婦‛的嫌疑,因此她們的結局就不如黑、白夫人圓滿了。馬賽飛被點化出家修道,蘇錦蓮死在心儀男子的刀下,顯示出傳統的力量,而所謂傳統、倫理,實際是以漢民族的意識形態為標準的。此外,在二者不同的結局比較中,我們也還可以窺見漢民族文化上的優越感。一樣的‚錯誤‛,馬賽飛的結局要比蘇錦蓮好得多。馬賽飛的頓悟出家,顯示出對傳統倫理的皈依,也意味著傳統倫理道德已經內化為漢族女性思想意識的一部分,使她們能夠及時懸崖勒馬,暗寓漢族文明之發達、文化之優越。而蘇錦蓮,其家族為唐不容,她是逃亡漢將與西遼公主的女兒,長成又成為西遼皇后,因此她雖有漢族血統,實際因家仇和皇后身份,代表的是西番的利益。她身首異處的下場,以及屠盧公主被棄自盡的結局、竇仙童不為薛仁貴承認的羞辱、樊梨花三次被休棄的坎坷,實是漢民族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在虛構的空間中對背離自己倫理標準的少數民族實施懲戒、進行示威、力圖改造。
異族女將‚一見天朝大將必定情不自已,父母也不要了,民族利益也不顧了,千方百計要達到陣上招親之目的‛[5]17,原因首先在于漢將的相貌十分俊美,如羅通、薛丁山等。相比較,番將的外貌就粗陋兇惡得多了,如北番大元帥祖車輪、西遼界牌關總兵黑連度等。所以,美麗的番女們一見漢將總感慨:‚我生在番邦有二十年,從不曾見南朝有這等美貌才郎。俺家枉有這幅花容,要配這樣一個才郎萬萬不能了‛[6]93,因而情難自禁,千方百計委身相從。這實際正是一種文化上德行上的理性皈依,大漢族主義的偏見也不免滲透其中。
中國在漢代已形成以漢族為中心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逐漸形成認為作為禮儀之邦的‚中國‛(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民族)不能與‚野蠻‛民族混同的狹隘的大漢族主義、華夏至上意識。這種優越感經過知識分子階層的加工而在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意識中成為一種心理定勢,且明朝是漢族人民推翻蒙古族統治而締造的中原王朝,更令無數漢族百姓吐氣揚眉。但明王朝建立不到百年的時候,‚土木堡之變‛連皇帝都當了俘虜,這一事變極大地沖擊了中原人民的心靈。到明中后期,北部邊境有蒙古和滿族威脅,東南沿海倭寇猖獗,種種內憂外患把明王朝推向朝不保夕的絕境以至滿人入關,明王朝最終被清朝取代,這一現實沉重打擊了漢族人的優越感。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明清社會仍然是傳統的男權制社會。
男權制中男女兩性的關系,女性居從屬、服從地位,不僅婚姻結構中,女性是卑弱、順從的一方,女性的社會地位與文化身份也始終處于劣勢。這種歧視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以一種遺傳的方式世世代代發揮著重要作用,逐漸演變成一種社會文化力量,滲透到人們意識的最深處,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支配著人們的價值評判。番女癡慕漢將的故事,實際也是身處‚異族‛統治下的漢族人民的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通過使異族女將對漢族男將一見鐘情,執意婚配,將‚女性‛這一傳統社會下不可更改的弱者身份加諸異族身上,把原本強大、很難征服的異族勢力女性化,把最初的軍事對峙轉化成一種性別對峙,從而納入到暗含權力階序的婚姻結構中來,以異族女將的‚雌伏‛達到漢族陣營‚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果。小說作家與讀者在精神漫游之中,滿足了一種大漢族主義的自尊心、虛榮心。